“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意义，在历经了8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能够清晰体认了。但整理国故并非只是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也是一本厚重的启示录，其发生的动因、整理范围的体认与多种方法的探索，对于当下学术研究、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仍然不无启迪。 一、文化转型之际必然向传统溯源 整理国故何以能在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1919年悄然发生，在新文学呈现第一个波峰的1923年前后进入高潮，文化转型之际向传统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资源实为重要的动因。 “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突兀而起，其源头可上溯至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故研究①。本来，传统文化的研究，自古有之，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但自觉承担起振兴国家民族重任的国故研究则是近代民族危机逼促的结果，且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国粹”一词，即来自日本。针对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浪潮中的过度欧化现象，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于1888年发起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以维护民族自尊、承续民族传统。政教社所说的国粹，指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全面而酷烈的冲击，知识分子感到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困惑，因而与日本保存国粹的主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898年底，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亚粹”当脱胎于“国粹”。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使用“国粹”一词；1902年秋，在致友人信中言及“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904年4月，在《时报缘起》上再次表示“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②。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也强调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③。 还是在国粹概念尚未引进中国之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诒让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国故研究实践。伴随着晚清启蒙运动的发展、西方思潮的渐次引进，国故研究热潮亦不断高涨。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林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在倾心新学、鼓动排满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学研究。刘师培主编的《警钟日报》，刊发了大量国学研究文章。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也以白话文通俗形式传播中国历史文化。1905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其动机并非单纯的文化兴趣，而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创办者把“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的“存学”之举与“保种爱国”联系起来。邓实在《国学今论》中的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认识；“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④《国粹学报》印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画：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神农、黄帝、尧帝、舜帝、夏禹、商汤、仓颉、文王、武王、周公、许慎、郑玄、伏生、董仲舒、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等。在这里，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与创造中华基业的帝王一并成为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的象征。 国学不仅凝聚着民间知识分子的心血，而且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关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就把“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联系起来，认为“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⑤。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新增《学务纲要》，其第九条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其理由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经书乃中国政教之本，“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衔奏请废科举广学校章程，也强调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盖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中小学的读经尚属国学的基础教育，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拟设通儒院来实现。《学务纲要》第二条说：“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之方。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张之洞拟办经科大学。1907年，湖北试办存古学堂，即意在保存国粹。江苏、四川等省效仿之。四川中书科中书董清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提出设立国学研究所以保存国学维系人心的建议。另外，也有人提出从州县到乡镇广设图书馆，通过普及国学来保存国粹⑥。尽管民间与官方、革命派与维新派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上却达成了共识。因为，国学研究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惶惑不安的士人心理，到底不失为一种温馨的抚慰，也给爱国情愫与种族革命激情的培育增加了催化剂，并且海外影响与时代的逼促也使得国故的重审带有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⑦。 “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西方思潮铺天盖地，激进者难免对传统文化有些偏激之词，甚至在语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一时间大有横扫国故之概，这使一些人感到震惊与恐惧，情不自禁地以传统文化的护卫者与继承者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1919年1月成立的国故社，于同年3月出版《国故》月刊，即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其实，新文化阵营并未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新青年》(第1卷刊名《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起，开始刊载易白沙的《述墨》；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又相继刊出易白沙的《孔子平议》；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书报介绍”栏目，既有丹麦白兰兑(今译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要潮流》，亦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顾曲麈谈》。《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在介绍与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时，也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介。不过，国故社等保守派的讦难，确实促使新文化阵营更加注意全面地对待传统。《新潮》第1卷第4号上，傅斯年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末尾，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视为应做的事业。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傅斯年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思潮的整体框架加以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学作家积极投身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