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7)02-0156-07 一、乡村建设思想渊源 中国重视乡村的理念由来已久。最早研究民国乡村运动史的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史略》(1949)一文中写道：“国人重视乡村的观念，本来很早，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至于孟子所谓‘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以说是孔子、老子的理想乡村的注脚。此后，王阳明、吕新吾，对于乡治不但重视，而且有具体的计划，并努力实行”。[1](P5)因此，中国的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源远流长且异常丰富。比如：(1)以民为本思想中的民水君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思想：“鱼失水则死、水失鱼则犹为水也”（孔子），“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等，把民心所向概括得淋漓尽致。(2)牧民思想中的富民、教民思想，认为“足食、足兵、民信之也”（孔子），甚至“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等愚民、制民的“技巧”和管理思想，想必也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3)社会理想中大同、均平、保护商务、善待工匠、社会和谐的思想。(4)中国农业经济思想史中蕴涵着大量农村发展管理的思想，如孔子“使民以时”、“敛从其薄”的思想，老子对统治者在经济管理上却失于职守、导致农业凋敝的批评及其同情民苦的思想，盂轲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以及“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思想，《吕氏春秋》对重视农业意义、违反农业规律恶果的阐述，以及关于农业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思想……(5)中国村社传统中的患难相恤、邻里互助思想与制度，比如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钧(1031～1082)首创的《吕氏乡约》，把社会民众相互帮助的要求用契约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乡约》的做法后经南宋朱熹推行于全国，成为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采用的一种社会制度。在乡约制度下，透过教化，发挥人的爱心，为少数疲、癃(long)、残、疾、恂、独、鳏、寡者提供了社会保障。后来，梁漱溟倡导（村学乡学）政教合一组织，实际上也是以《吕氏乡约》为蓝本的。 二、早期的乡村建设及思想 1.米氏父子在翟诚村实验。乡村建设实验可以上溯到晚清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光绪三十年 (1904)，河北定翟城村米鉴三、米迪刚父子通过乡村教育和发展农业来推动乡村建设。在教育方面，创设国民初级小学校与女子学塾，又有农村识字班，后改为简易识字班，半日学校，乐贤会、宣讲所等；在农业方面，他们仿效《吕氏乡约》制定了看守禾稼、保护森林、禁止赌博等规约。1914年，河北定县县长孙发绪对翟城村的乡村工作很表同情并加以提倡，所以，除了教育和农业以外，对于乡村卫生、保卫、路政风俗等都加改善，还创设了利协社与村公所。20世纪20年代初，晏阳初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逐渐把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并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但这都属于乡村建设的萌芽状态。 2.山西村政。孙发绪于1916年离开定县到山西任省长，他到任后，关注山西村政建设，又得到督军阎锡山的支持。山西的村政建设实际上是通过建立邻（五家为邻）、闾（二十五家为闾）、村的体制，达到更严密控制乡村和农民的目的，所办村政除编查户口以外，尚有禁赌、禁蓄辫、禁裹足、植树、开渠、养牛等六项。山西村政经过了官厅提倡村治和村民自办村治两个阶段，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村民自办村治”也是在官厅严格控制下的。山西村政建设的政治因素很明显，又因为毗邻陕西，1935年，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从巩固割据目的出发，呈请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村公有制”，企图通过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防止“共匪即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堵死农民“亦受共匪之煽惑”的通途，在武力防共之外构筑“政治防公、思想防共”[2]的防线。可以看出，出于政治和军事斗争需要，“山西村政”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推崇。 3.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进行的乡村建设。(1)彭禹廷与河南乡村治理学院。彭禹廷是河南镇平七里庄人，1921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任文书及军法官等职。当时镇子是土匪猖獗的世界，全县民众饱受土匪蹂躏践踏。1929年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彭禹廷为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统辖豫系西九县（南阳、南召、方城、唐河、邓县、内乡、淅川、新野、镇子）的民团。他联络内乡民众自卫武装司令别廷芳、邓县民团首领宁古先、淅川乡绅陈重华等地方实力派人物，从剿匪自卫做起。但土匪肃清后他发现农村问题仍然很多，如农业改良、工业提倡、农村经济调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办理地方自治。于是在冯玉祥部下、时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渠的支持下，成立了河南乡村治理学院，彭禹廷第一任院长（梁漱溟其时为主任教授），于1930年1月开学。彭禹廷以乡村治理学院为骨干，在镇平开展了以调查户口、编查保甲、整理田赋和财政、倡办合作、推广农业、修桥筑路、发展教育、改良风俗的工作，直到 1933年彭禹廷被人暗杀。中原大战之后，支持村治学院的韩复榘于1930年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乡村治理学院的主要骨干如梁漱溟等也到了山东，于 1931年6月在邹平组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村治运动转向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宛西的乡村建设是从自卫开始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是河南乡村治理学院的延续和扩展。(2)国民党元老沈定一与浙江萧山东乡自治区。沈定一，字剑侯，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28年初，他感到国民党中央政事已“无可为”，毅然辞职回乡，致全力于东乡的地方自治，想从东乡做起，为国民党的政治找到一条出路。但由于东乡自治组织与国民党及浙江省府的有关法令不合，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与反对，沈定一也于 1928年被暗杀，东乡自治会被取消。但乡村建设毕竟没有就此而结束，“1927年以后，民国的乡村建设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进入30年代后形成高潮”。[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