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2-0046-05 19世纪末，随着内忧外患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又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两者一脉相承。中国国民党虽然影响重大，但其政治实践在新疆却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例如，自民国以来，杨增新等人相继把持新疆的军政大权，他们惟恐国民党在新疆的活动影响到自己的统治，所以对其组织活动总是多方压制和打击。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一跃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它却长期无法实现对新疆的实际控制。这种状况，不但削弱了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而且也影响到国民党在新疆的势力的消长。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展开探讨，进而说明其中所蕴涵的矛盾斗争及其影响。 一、杨增新主政时期国民党人在新疆的活动 1912年1月，杨缵绪、冯特民等革命党人在伊犁发动起义，随后建立了新伊大都督府。当时，杨增新以保卫省垣、阻止革命势力东进为由，向巡抚袁大化建议招募当地回族组成五营马队，并自任统带，各营管带、哨官也全部由他选派。杨增新以伊犁革命为契机，并且依赖手中所掌握的地方武装，成功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此时，袁世凯也已经窃取了全国政权，袁世凯“除了发表他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外，还把他作为北洋系的羽翼，密令他严防革命人物的活动，制止革命势力的扩张”①。为此，杨增新先以要职赋予伊方人物，如“保杨缵绪为喀什噶尔提督，广福为伊犁镇边使，冯特民为伊犁外交司长伊塔镇台兼伊犁都督府参谋长，贺家栋为新疆民政司长，郝可权调迪化任事，冯大树则任伊犁驻京代表，新疆革势力，遂因此分散”。紧接着，他对这些人或以重金诱其东归，或以威胁手段迫使他们去职。“杨增新犹为未足。更设法陷害党人，无论回汉各族，稍有革命党嫌疑，悉置之于死地，无一幸免。”②对于国民党在新疆的组织建设，杨增新也同样予以压制。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等五党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喀什噶尔就曾有人提议建立国民党。对此，于阗知县戴承漠则立即响应，并决议全县维吾尔族集体加入国民党。但是，当他上报杨增新时，立即遭到“严行驳斥”③，并下命令予以取消。显然，杨增新不允许在新疆有任何党派的存在。同时，在主政新疆的17年中，他始终奉行“闭关而治”的政策，妄图达到他“闭其门，则天下太平”的目的。 杨增新统治时期，国民党在新疆始终都没有合法地位。虽然，当时也有人已经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害怕被扣上“乱党”的罪名，所以不敢公开身份或进行党务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杨增新则采取了“认庙不认神”的办法。他宣布“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秉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④。但是，新疆此时只是形式上归附了国民政府，因为省政府委员全由杨增新自行拟订，“且委员制其名，而独裁如故”⑤。这时候，国民党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一时也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杨增新主政时期，国民党长期都无法立足于新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杨增新竭力维护其专制统治。为此，他严令部属要查禁各种主义学说，对“传播过激主义者，一经拿获，凡有确供，即照军法立予枪毙”⑥；其次，这是国民党长期疏于自身组织建设的结果。关于这点，孙中山曾总结说：“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则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⑦”而且，国民党“故名有数十万党员，实则贤者人自为战，莫收统一之效。不贤者，或挂名投机，或自由进退，组织不完”。最后，在1927～1928年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普遍存在着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⑧总之，国民党在清党以后要想进一步扩展组织，或是在新疆建立省党部，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和凝聚力的。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国民党人在新疆的发展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被樊耀南等人刺杀，金树仁获得了张培元等军界和甘肃同乡的支持，就任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之职，并电请南京政府批准任命。但是，南京政府并不立即批准任命，只是指示金树仁“暂行代理主席”。为了尽快取得合法地位，金树仁便自行设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并“指令各厅道长官及科长以上人员均为国民党党员”。但国民党中央表示：“新疆省党部人员未经中央正式委派，决议不理”⑨，并且多次派人到新疆筹建组织。为了独掌新疆党务大权，金树仁坚决表示反对。所以，后来双方提出了一个“混合编组”方案，即它们各自推举四五人组成省党部。这样，1931年7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金树仁、朱瑞墀、鲁效祖、宫碧澄、白毓秀、李洽、曹启文为新疆省党部的特派员，成立了新疆省党部。从此，国民党在新疆获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它公开积蓄力量的开始。 1930年2月，哈密发生农民暴动后，国民党趁机扩大自己在新疆的影响。为此，宫碧澄、白毓秀在迪化创办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组织“掩埋尸体，收容难民，救护伤兵”⑩等社会活动。另外，他们还确定了几个工作重点：一是通过商会中的苗沛然、韩正鑫、周海东等头面人物，笼络平津八大家和工商界人士；二是通过会馆拉拢刘文龙、屠文沛、陈继善、陶明樾等政界要人；三是拉拢民族、宗教上层分子以及大商人胡赛因、吐尔逊巴巴；四是通过学校争取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上述活动，国民党确实笼络了部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那么，省党部这时在新疆的党员人数也发展到868人，他们主要分布在迪化、塔城、哈密、乌什、阿克苏、焉耆、莎车、库车、和阗、且末、奇台、英吉沙等地区。其中，知识分子最多，有299人，工界147人，军界 154人，农界137人，商界仅有99人，妇女党员仅有5人。(11)金树仁主政时期，国民党虽然在新疆建立了省党部，但新疆省党部的建立，并没能成为国民党势力在新疆发展的契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金树仁竭力抵制国民党势力伸入新疆。上台之初，金树仁为了获得中央的“认可”，也多次表示说“新省三面临俄，幸获安全，人目为世外桃源而不知根本办法在实行三民主义政策。先时虽未标示，而精神早已结合。”(12)不料，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却建议说：“今日欲言治新，必须中央派遣才学兼优、声望素著之大员前往，方有建设新疆之可能。”事实证明，南京方面也准备将此建议付诸于实践，以便尽早实现国民党控制新疆的目的。显然，金树仁为了巩固自己统治地位，是绝对不愿意这种情况出现的。其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御能力比较有限。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内大部分旧军阀势力被消灭或削弱，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却乘机崛起。所以，南京政府于1928年只是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它始终无法消灭实际存在的地方割据势力。例如，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在青海，陈济棠在广东等，“他们名为国民党员，却抵制国民党中央派到其辖区内的代表和设立的机构”(13)。当时，金树仁同他们一样，都不可能任国民党染指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党务机构的工作重点偏离了组织工作。1924年，国民党经过改组后，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它行使这种权力，其中主管党务工作的是中常会。到了30年代，随着蒋介石党魁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中常会的职能和地位已经形同虚设。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曾这样评价中常会：“今日之党务，已趋末路，无计划，无做法，入党者以此为干禄之捷径，负责这已无当年革命之勇气，敷衍塞责这虚应故事，益党内别派林立……勾心斗角，更有何力量对外作民众工作，于是一般人对党无味矣。”(14)同时，由于党权日益衰微，一些兼任军政职务的中委将重心转往军界和政界。可见，国民党要在新疆发展壮大，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人力资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