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先后改组成立第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国民革命军占据南京后，政府当局即对南京最有影响力的东南大学进行接管和改组，将江苏（含上海）境内的河海工程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共9所高校，合并改组成为首都最高学府——“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同时任命江苏教育厅厅长张乃燕为新校长。这种改组有两重隐藏的背景：一是对东南大学时期反国民党力量的打击，是为根本原因。由于国民党当局一直认为东南大学在政治上一向反对国民党，称东大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1930年的国民党官方报纸仍称：“东大校长郭秉文，当时与学阀黄炎培、沈信卿辈深相勾结，藉军阀齐燮元、孙传芳等为后台。当时势焰煊赫，俨然以东南甚至全国教育界之权威自命，以卑劣的功利主义相号召，鄙视东汉明末士林重气节尚血性之主张，致使多数学生教授，竟以奔走权门为荣，不知羞耻为何物，杨杏佛氏讥言曰‘拜督热’即此故也。彼等对于本党革命势力，素持仇恨态度，于本党同志当时在东南一切活动莫不设计破坏，而当时之东南大学，即为此等反动势力集合之大本营。”①这不仅在政治上对郭秉文和江苏教育会进行定性，而且以此申明改组东南大学等高校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二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有不少反对之声，国民政府也亟待通过加强新首都建设来统一国民党乃至全国，诚如胡汉民所言：“有首都是因为要有中央，是因为要统一的民族国家；所谓统一，固重形式，尤重精神。”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亟需建立一所规模宏大的大学以与之相匹配，即“首都大学当立深造之规模，为全国之楷模”③。但围绕着如何建设首都最高学府，国民政府进行多种尝试，其中央大学区制就是初期最为重大的试验。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了明争暗斗，并引发一系列风潮。本文即以大学区试验为中心，来剖析中央大学初期“名” （定位）“实”（经费）之间的巨大差异，探究中央大学区制试验中的矛盾表现与问题实质。 一、大学区制试行与改名风潮 1927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二次会议上，通过蔡元培代表教育行政委员会提出的提案，决定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并试行大学区制。所谓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其中心是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统一领导全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学区，每一区设一所大学来管理全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大学院是继晚清学部、民初教育部、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之后，所设立的全国最高教育和学术行政机关。④大学院和大学区制就机构设置而言，包括两大部分：在中央，以大学院取代教育部；在地方各省，以一所国立大学代替省教育厅，分别统一管理全国和各省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大学区选任大学校长负责全区的教育行政，大学内设立“行政院”，下设高等教育处、普通教育处、民众教育处，分别管辖区内大学、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事宜。 就历史渊源而言，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是仿效近代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而来，其特点是整齐划一、注重专家、增强行政效率、严格教育立法和注重视察制度等等，这是与法国推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相适应的教育行政制度。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面临教育制度的大转型，对各种外国教育制度均有一个介绍移植和试验的过程。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在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教育部就提出《划分大学区议案》，但赞成的人很少。至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进步教育期刊如《新教育》、《教育杂志》等登载文章，对法国的大学概念和行政管理表现出一种向往之情。1922年蔡元培在《新教育》上连续发表《教育独立议》和《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两篇有关大学院和大学区的文章。前者认为大学院是法国教育体系不受政治和宗教控制的一项制度保证；后者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的每个省份设两个或三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以一所大学作为教育体系领导的设想。⑤蔡元培的设想得到曾同期留学法国的吴稚晖（敬恒）、李石曾、张人杰（静江）等人的支持，李石曾也撰文论述法国教育和学术所具有的民治精神、学术发达和学制完善的三大特质，主张我国的教育应从法国吸收更多的东西。⑥也正是这些人，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成为占据要津的党政大员，尤其在教育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势力。1927年在宁汉对峙期间，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四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支持蒋介石同武汉国民政府分裂，实行“清党”，有功于蒋介石，故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们所倡导的大学院和大学区提议便很快得以实施。 蔡元培之所以一再坚持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主要有三重考虑：教育行政权集中、教育行政独立与学术化、各级学校系统的相互衔接，其中所持的最大理由便是以“教育学术化”来改变“教育官僚化”。这一思想蔡元培在1927年6月的《提议设立大学院案》中明确提出，他强调“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⑦其后蔡又在《大学院公报》的发刊词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顾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又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骛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名词与腐败官僚亦为密切之联想。此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⑧蔡元培的意图是通过把法国的教育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以剔除中国教育制度上常见的缺点，如行政不独立、事权不统一、精神不集中等，力图使中国的教育摆脱官僚化的影响，促使教育学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