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关于中央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的研究，学术界对有些问题还不够明确。为此，本文拟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正确理解毛泽东的人生“得意之笔” 据聂荣臻回忆，陈毅曾经说过毛泽东把四渡赤水看作是人生的“得意之笔”。① 由于历史语境和“四渡赤水”这个词汇本身具有的模糊性，人们对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产生了误解，以为就是当年红军的四次渡过赤水河，没有想到毛泽东指的是第四次渡赤水，这就使得对四渡赤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区。 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向陈毅介绍。也就是说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红军在长征中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绝非在遵义开个会就能一蹴而就的；更重要的是，当年毛泽东本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大相径庭。他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曾打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② 他决不会认为遵义会议开完后自己就突然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了。而事实上毛泽东在第一、二次渡赤水时连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头衔也没有，又怎么可能把四次渡赤水都看成是自己指挥的呢？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并无值得毛泽东有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③ 对这次失利，毛泽东一再做过检讨。一次是在失利后不久：“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象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④ 另一次是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做打算。鲁班场之战时毛泽东是前敌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从这三次渡赤水的目的和结果来看，很难找到能使毛泽东感到“得意”的理由。恰恰相反，从毛泽东当时创作的那首有名的诗词《娄山关·忆秦娥》来看，他的内心世界凝重而悲壮，没有丝毫“得意”的踪影。 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⑤ 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极为出色的智慧与计谋。 除了军事，我们再从政治上来看。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事实上是与两个主要的政治对手同时短兵相接。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以博古为代表的党内错误路线领导人。由于第四次渡赤水的成功，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还战胜了博古，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就此点而言，其重要意义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战役可以相提并论。 正确解读这句评价还必须正确理解历史的语境。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由于当事人都能理解，因此对“第”字作了省略。不仅口语，当时的书面语也是如此，如遵义会议的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一“五次”当然就是指“第五次”。决议的头一句就是“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⑥ 像这类省略“第”字的提法在当时的各种文件及以后的回忆录中可谓比比皆是，当事人是决不会误解的。如聂荣臻对红军1935年3月底第四次渡赤水和南渡乌江后的战局是这样描述的：“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⑦ 聂荣臻把“得意之笔”的时间界定在红军南渡乌江后，实际上就明确地解读了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就是第四次渡赤水。 毛泽东把第四次渡赤水看作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笔”应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当然会牢记自己在组织上真正成为全党全军的领导人后成功指挥的第一仗。二是此役乃红军长征中化险为夷的关键一仗。可以说正是这一仗的成功，才奠定了红军长征能够胜利到达陕北的基础，也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小组主要成员全权指挥军事的地位。为此，他自然刻骨铭心、引以为豪。 因此，四次渡赤水和第四次渡赤水，在研究中不能混为一谈，必须注意区别。 二、习水之战并不存在 习水之战据彭德怀回忆是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继鲁班场之战后的又一恶仗。然而几乎找遍各种相关史料，别说有关其详细内容，就是提到这次战斗名字的也寥寥无几，其中叙述最为详细的是《彭德怀自述》：鲁班场之战“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击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⑧ 此外，提及习水之战的还有三处，一是在《彭德怀传》第136页：“刘(少奇)、杨(尚昆)给中央的电报，反映了彭德怀同刘少奇谈到的关于部队指战员因连续作战而产生的一些思想负担，和过度疲劳的情况，以及不同意进行鲁班场和习水战斗的意见。”⑨ 二是《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1)》写道：“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习水等几次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⑩ 三是《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11) 从上述文献的叙述内容来看，显然是直接引用了彭德怀的回忆。然而，习水之战很可能就是土城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