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

——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以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的数年间,国民党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拥护蒋介石,成为非蒋嫡系的地方实力派中独一无二的挺蒋劲旅。特别是在宁粤对峙期间,国民党内粤籍领袖几乎全部投入反蒋阵营,唯有陈铭枢率领的这支以粤人为主的第十九路军,公开支持蒋介石,助蒋稳定权力,立下汗马功劳。以往对陈铭枢的研究多集中在福建事变的反蒋活动,而缺少对此前陈氏政治活动的探讨,即使在他个人回忆录中对此也语焉不详。本文主要依靠档案文献,力图重现此段历史真实。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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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铭枢,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此时,军长李济深则率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留守广东。随着北伐凯歌高奏,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不断扩编,张师继承了四军番号,陈师发展为十一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开始分裂,酿成宁汉之争。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与武汉政府相对立的中央政府。此时,他依靠的武装力量除黄埔嫡系外,主要就是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而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主要有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陈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邓、张三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铭枢倾向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① 为此,陈铭枢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只身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稚晖,但不到部,实际由陈负全责)。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中共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此后,李济深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动武之前,先通过吴稚晖将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正如陈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② 李济深(原籍广西)被时人视为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就是李济深。③ 李济深当时拥有的武装主要是陈铭枢、陈济棠两支军队。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是依靠此时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拔才有今日,因此对胡、古等人言听计从。当时粤省军政要员多为李的亲信,对此深表不满,纷电中央质问。蒋介石利用胡汉民、古应芬等粤籍元老,暗中同陈济棠疏通,“嘱其保境安民,勿预战乱”。于是,陈济棠通电中央表示:“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④ 陈济棠的转变,使桂系失去了凭藉,加速了桂系的军事崩溃。此后,二陈联合一致协助蒋介石打退张(发奎)桂联军的反抗。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支持李济深的徐景唐部大都被陈济棠接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部即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⑤ 为了表彰陈铭枢部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十一军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一百万元酬赏。⑥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而此时拥有广东军权的陈济棠同主持省政的陈铭枢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陈济棠借口仍要对付广西李、白残部,不断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⑦

      对于二陈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最初是偏向陈济棠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西善后事宜未了,蒋还要利用陈济棠对付逃往广西的李宗仁。为此,蒋多次致电陈铭枢,劝其“忍辱负重”。1931年2月初,当蒋介石与胡汉民矛盾爆发之际,蒋还力图调解陈铭枢同亲胡的陈济棠之间的矛盾,电劝陈铭枢:

      为国惟有相忍,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忌所负责之大。内部事终有妥商办法,好在伯南(陈济棠)极明事理也。共匪未清,隐忧尚多,务请忍辱负重为要。⑧

      15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主动表示愿居间调解二陈的误会:

      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如为军费,则可平心讨论,由中(蒋自称)居间公评;若为党事,则可直告以兄之意,当由中设法斡旋。诸事可由中正负责,任怨勿辞,无须兄自受过为难也。兄意究何?请详复办法或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俾中有所裁择也。⑨

      蒋介石此时对陈济棠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要求则迅速满足。2月14日,蒋介石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转告:“伯南欠饷允另发公债……请勿念。”⑩ 当陈济棠复电称“军费困难”时,立即痛快地表示:“由财部昨直接汇去七十五万元,由特派员转交外,并于日内再凑二三十万元交兄带去。”(11) 蒋介石在用人时,出手总是相当大方,这也同他控制着国家财政关系密切。相对充足的资源,为他对付异己、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其他派系根本无法拥有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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