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时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了中日两国就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的共识，11月16日，李肇星外长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施框架”达成一致，12月26日，两国学者肩负着推动中日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的重任坐到一起，基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举行了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始。 第一次会议确定将以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对中日近二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不幸的历史以及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中日关系发展史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共同研究交流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交换不同意见；加深对历史过程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争取形成共识；在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前发表专题研究共同报告和综合研究共同报告。 作为历史学者，与不同国家的学者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甚至是争论，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共同研究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反响则相当强烈。究其原因，首先是历史问题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也证明此次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确实具有相当特殊的背景。 历史问题为什么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 中国与日本之间有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人们常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两国关系。当然，在那一时期也并非没有矛盾与冲突，但这并未成为影响今天国家关系的障碍。19世纪中期，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政治压力，被迫打开国门，面临着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也面临着同样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任务。日本虽然率先摆脱了成为欧美列强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却用西方列强的方式对待东亚的其他国家：将朝鲜强行变为其殖民地，并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战争，从而使东亚的历史蒙上了阴影，中日之间最不幸的历史也由此发生了。当然，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那一段不幸的历史也已经过去了60多年。尽管有一些战争遗留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但那些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承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必须接受战后对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必须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因为只有这样做，战争加害国才能够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与相信，才能够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国内始终有人不肯承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此而发生。所以，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一些日本人认为：历史认识问题在战后的日本已经解决，因为日本已经通过各种场合表示了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是中国抓着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而在打“历史牌”。这是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的审判。由于是否接受对战争犯罪的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开始抬头，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这种历史翻案活动愈演愈烈。 上一世纪60年代初期，作家林房雄的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曾经在日本社会掀起了相当强烈的历史翻案的浪潮。他连续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歌颂侵略战争的文章，认为从幕府末期到1945年战争结束历时百年，是日本抵抗西方势力入侵的“东亚百年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则是其中的一环，必须把“大东亚战争”放到“东亚百年战争”的大环境中，才能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命名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而在社会上广为发行，是战后日本第一部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和歌功颂德的著书。战后通过对战犯的国际审判，多数日本人已经认识到近代日本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由于这一认识动摇了多年来支撑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所以林房雄特地制造出所谓“东亚百年战争”的概念，有意将日本的对外侵略与近代日本抵抗西方列强侵入两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绝不相同的概念混在一起，这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确给许多对侵略战争并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人提供了思想武器，他们沿着这一理论模式开始否认中日近代历史的基本性质，一些日本的政治家也对这种错误的理论毫无警觉，这一点相当危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一部分急于把日本变成政治大国的政治家便把战后对日本的审判与处理视为成为政治大国的障碍，提出了对战后40年进行“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对战后的民主与和平主义进行挑战，同时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认为：战后40年来把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国家的判断是错误的，要以“大东亚战争史观”取代把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的史观，要用“终战”的概念取代“战败”，要抛弃被东京审判束缚的日本近代史观，叙述历史的时候应强调“国家的光荣”，使日本人建立自豪感。(《月刊自由民主》，1985年第9号，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