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政府在关余问题上曾与列强展开了持续时间很长的交涉。对此，史学界多有关注。举凡研究大革命时期外交史、海关史及废约运动的著作，大都用一定篇幅对此予以专门评述。① 专题论文方面，台湾学者吕芳上所撰《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对关余问题的由来、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围绕关余问题与列强所展开的历次交涉与冲突、关余事件对孙中山晚年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关余交涉的重要历史意义等，均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描述与评价。② 然而，现有研究对关余事件中南方政府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应则关注不够，尤其未能充分发掘与运用相关外文档案。③ 本文将利用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所藏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原始档案，就1923—1924年关余交涉期间英国政府的态度与反应予以评析，兼对事件中的某些细节给予充实，以补中文史料之缺失。 一 关余事件发生的背景 关余是指海关税收中扣除用来偿还以关税作抵押的外债和赔款之后所剩的余额部分。关余问题的发生，与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管理权和税款征集、保管和支付权的丧失密不可分。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是迫使清朝政府丧失关税自主的权利，随后又攫取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洋税务司垄断把持了中国海关。起初，外籍总税务司的权力还只限于关税的征收，辛亥革命后，在华各国公使团乘机以保障债权国利益为借口，进一步攫取了税款的保管与支付权。④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海关关税几乎全部用来偿付外债。由于商业渐次兴旺和银价高企，从1916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海关税收在偿付外债与赔款之外开始出现结余，也就是“关余”，到1920年，关余数已达2235万两，是1929年关税自主以前的最高一年。⑤ 从1917年开始，由在华列强驻华公使组成的公使团授权总税务司开始陆续向北京政府支付关余，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同年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的异议。 1918年中，护法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参加分配关余的要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国内外一派和平景象，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并向北京政府施压。而北京政府急于缓解财政危机，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的要求，后南北双方代表经过谈判确认，按照1918年军政府管辖下各口岸关税和全国海关税收总数比例核算，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1919年7月，军政府获得首批关余，其后，关余均按比例如数拨付，直到翌年3月，军政府内部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离粤赴沪。随后，公使团以“避免助长内争”为由，将军政府应得的关余份额，暂交总税务司代为存储。到1920年底，公使团不再同意“将属于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承认之政府”。其后，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rancis A.Aglen)串通北京政府，将全部关余拨充内债基金，连南方政府应得部分亦一并划入。⑥ 这一做法引发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激烈反对与抗争。 1920年11月，孙中山重回广州执掌政权。翌年1月，南方政府向公使团再提拨付关余的请求。此时列强认定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为其在华利益的最大威胁，对其要求以“关余不能供无意识之滥用”为辞予以回绝。对此，南方政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1月21日，外交部长伍廷芳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2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碍债权人之利益。”列强则以武力相威胁，并从香港派兵200人至广州西堤“护关”，南方政府获取关余的努力因之受挫。⑦ 关余问题颇为复杂，它牵涉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南方政府、北洋政府和在华列强的多方利益关系。关余交涉直接影响了后来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对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在华地位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中，在华拥有最多侵略权益的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所受影响最大。这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后围绕关余问题与列强展开的交涉与斗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南方政府重提关余和英国方面的初步反应 1923年1月，湘桂联军打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回粤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为缓解新政权成立后的财政窘迫状况，南方政府向列强重新提出收回关余的问题。 9月5日，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向列强驻广州领事团领袖领事、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Sir James W.Jamieson)发出照会，正式提出要求摊分关余：“关余之处分，全属中国的内政问题，非列强之权限所能及，各国对于关税之关系，仅还付以关税作抵之各外债而已。用特商请公使团，饬令银行委员会，立将关余交与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摊分与本政府，且须拨还民国九年三月以后西南应得积存之关余。”⑧ 起初，列强对新成立的南方政权并不看好，因而对大本营的要求不以为然，身为领袖领事的杰弥逊甚至迟至9月17日才将照会转给北京的公使团。⑨ 在给公使团的报告中，杰弥逊宣称，大本营政府仅能代表广东的一小部分地区，更别说云、桂等省了。即便公使团考虑他们的请求，广州方面也只能获得他们实际控制区的税关征得关税一定比例的份额。杰弥逊进而指出，通常情况下，出于公平的考虑和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该问题才可以被讨论，但是，目前与孙氏政府有关的某些人头脑发热，其品性可能会造成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些因素必须加以考虑。因此，杰弥逊还是向列强提出了警告：如果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这些人可能不会向以往那样采取武力夺取海关，而是打算将其控制下的口岸宣布为自由港，对进港货物免征关税，但要对华商手中的所有商品征税。他指出，此举将非常危险，可能会被其他地方所效仿，从而造成整个海关体系彻底瓦解。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