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004-08 我今天所要涉及的“‘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来源于美国的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他有一本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穆善培先生翻译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中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年轻的学者有些赞成，有些不赞成，所以我想借他的这个话题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很激烈，他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绝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先生还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① 而首开风气的是“五四”。一些赞成林教授观点的年轻学者，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所肯定，却也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② 而且我看到有一种教材已经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没有“五四”就可能没有后来的“文革”，“五四”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文革”。 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把“五四”归入激进主义并不是不可以，与相对保守的学衡派相比，“五四”的主潮当然是激进的。但问题在于，像“五四”这样一场文化运动，能不能叫做“全盘反传统”？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把整个《新青年》——从1915年开始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一卷叫《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才叫《新青年》)到1923年成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季刊》——都读了一遍，我想讲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想分三个问题来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全盘反传统”吗？ 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能把这场运动的性质判定为“全盘反传统”。林毓生先生的一个大前提恐怕靠不住：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③。这就把事情讲反了。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并没有破除君权观念、纲常名教和封建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还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辛亥革命之前民主共和的舆论准备很不够，当时主要是动员汉族起来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革命内容主要是反满，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溃，并没有解体。如果君主专制真的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么还会有1916年袁世凯的称帝吗？还会有1917年张勋的扶植溥仪复辟吗？“五四”的一位学者高一涵在当时就说：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非君师主义》)④。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辛亥革命吃亏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以致革命之后，封建思想、帝制思想还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里，认为没有皇帝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连杨度这样一位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坚决拥护改革的人，在1915至1916年间竟然也提出“共和不适合于中国”，他给袁世凯上表“劝进”，劝袁当皇帝。所以，林毓生先生所谓“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这个大前提就搞错了，他没有顾及许多事实，只是出于想当然。 弄清了这个大前提，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五四”。可以说，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接二连三地复辟，重新恢复帝制，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主张要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都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深思。“五四”先驱者觉得，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思想还深深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所以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所以需要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得明白： 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⑤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实际上从思想战线的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缺少的一课。 在帝制拥护者抬出“孔教”作为护身符的情况下，《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捍卫共和国体，不得不围绕现代人怎样对待孔子和儒家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17年初，在陈独秀发动重评孔学的运动之后，吴虞从四川致信陈独秀说：我常常说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然而如果今天有人还要搞孔子尊君的一套，要恢复皇帝的制度，要阻碍文化之发展，要重新扬起专制的余焰，我们就不得不来批判他(大意)⑥。这个话确切地说明了《新青年》是被迫应战的。《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评孔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说理相当平实，作者认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思想被历代君主利用而造成许多悲剧，并不是偶然的。易白沙还认为：“各家之学，也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决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⑦ 态度比易白沙更激烈的是陈独秀。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二文指出：在民国时代，“定孔教为国教”是倒行逆施；“三纲说”“为孔教之根本教义”，“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我们如果在政治上要采用共和立宪制，必须排斥这类学说。而且，陈独秀还说，“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如果现在学习汉武帝的做法，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学术思想就会形成专制，带来的祸患就太厉害了，这种思想专制的可怕远在政界帝王之上⑧。在答常乃德的信中，陈独秀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只许儒家一家存在，那么孔学本身也会因为独尊的缘故而僵化、衰落，因为没有人跟它讨论、批评⑨。在《复辟与尊孔》中，陈独秀又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故曰：张、康复辟，其事虽极悖逆，亦自有其一贯之理由也。”⑩ 陈独秀由“三纲”为儒家根本思想，得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1) 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