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1-0158-11 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并非天然地存在，以往所谓的“潜伏着”的揣度，只是一种历史预算，而真正的显性存在，则必须等待某种时刻。来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一个经典的事例——1922年至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动地再现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展开。这场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或运动）的吊桅之处，与其说是对来自异质宗教文化压力的反抗，倒不如说是借这种反抗对现代民族主义的一次心满意足的“收拾”①。此一“收拾”提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表述存在着一种分野，从非基运动叙述结构出发，它要么被看作民族主义的派生物，成了民族主义在中国早已存在的“历史证人”；要么被视为民族主义理所当然的历史表述者，成为民族主义生成、聚集、扩散的“召集人”。前者意味了非基运动是被民族主义所推动，民族主义俨然高居历史主体之庙堂；后者则表示，非基运动建构了民族主义，并且是民族主义之现代性的象征承担者。当今论者大概出于对进化线性史观的认知，往往更倾向按前者立论，如称“真正能左右非基督教人士的言行、决定反教运动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的是民族主义。”②这实际上是在非基运动的叙事结构中，预设了民族主义的先验作用，而这恰恰因此不能解释该运动前后两个阶段（见后文）的差异性。那么，非基运动与民族主义互动关联又应如何表述呢？这只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一、非基运动的历史现场及其诠释 历史叙述常常发生如下现象，某一历史事件被表述后，恰恰只是这一事件的某个面相，而深究起来，征之历史文献，却是似是而非的。由此推及非基运动，素来被视为运动原初动因为民族主义作难，实是史家后见之辞。民族主义只是被非基运动所激活，而后广被于世的历史现象，至于运动本身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顶多在运动的后半期才是这样。因此，将非基运动看作从一开始就由民族主义来主导，实在有过度诠释之嫌。 历史的偶发因素，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对抗性事件，非基运动正是被来自于在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则消息所引动。1922年1月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进步》第49号披露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将在本年4月于中国召开，并作了相应的舆论宣传④。消息传出，最早做出反应的地区是上海。3月15日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半月刊第四号，专门出了一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刊载了该同盟的“宣言”、“通电”、“章程”。其中“宣言”称：“‘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他们预备于本年四月四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蔑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⑤“通电”以同样的口吻称基督教是“挟金铁之威，以临东土。金铁奴我以物质，福音奴我以精神。”⑥在此之后的短时间内，国内许多学校及社会团体，先后迭电敷陈，以呼应“同盟”的“宣言”与“通电”。 南方上海的反教呼声，迅速在北方得到回响。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非宗教大同盟”，于3月20日在《晨报》上发表“公电”及“宣言”，其中称“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阵雾，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本同盟宗旨，仅非宗教，既五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尤以（与）一切党派作用无关。”⑦“公电”及“宣言”在次日及第三日的《晨报》上相继登完，所指陈的，一方面是宗教与人类进化、人类自由以及科学精神相违背，另一方面是一再强调组织该同盟“无种族国家”之别。这两方面很重要，其意义在于确定非基运动前半段的基本性质，以及该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相关。 非基运动的全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半段在1922-1924年，后半段从1924年起至 1927年消歇。就前半段而言，上海方面对运动的期望，有如“宣言”所宣示的那样，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势力扩张与基督教互为联系的秘密，至于民族主义冲动仅是一种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可能性，是因为尽管“宣言”、“通电”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块，并以反抗西方“金铁”之威相号召，但这只能是最低限度上在民族主义老帐上划上一笔，并不具备作为一种强势思潮而被社会认同，它原本就不符合现代民族主义的严格含义。用某种言辞来界定民族主义身份显然是不明智的，不过新近的研究提示，民族主义规则也并非毫无边际。法国思想家德拉诺瓦以为，民族主义是表达对（民族）衰落的恐惧，是对现实的反抗愿望的表现；民族主义同时还是一种有机体形式，个人因民族而获生；民族主义当然还是“一种宣传工具，维持、引导民族感情，并以此获得政治能量。”⑧由此来看，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与其说是在组织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借非基来推动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此种政治运动似乎暗合了民族主义政治动员的要求，但这仅是似是而非，因为运动并不从民族国家的观念出发（虽然其中有“中国”的象征符号），而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恶魔”形象——制造罪恶、非人道、残酷无情等等为其攻击的目标。 至于北方的“非宗教大同盟”，如其“宣言”所昭示的，虽对“宗教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恨，但与民族主义并无直接的牵涉。大同盟与上海方面的学生同盟单纯地反对基督教不同，而是将起反对目标扩大为整个宗教。此一转换提示，大同盟关注的更多的是科学主义在人们信仰中的普适性，而“科学”是不能仅仅以基督教为反对对象的。大同盟的参与者，大都是一些执学界、政界之牛耳的人物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张扬，“科学”已在这批人的精神世界中积淀为一种神圣信仰，反宗教出自于因宗教与科学不相容这一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4月9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大同盟第一次演讲大会上，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吴虞等出席并发表演说，其中蔡元培指斥宗教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从的信仰”⑩。蔡氏的看法是立于“科学”观上的，大抵也代表了非宗教同仁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