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1-0190-04 “苦撑待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1]本文将从外交层面对“苦撑待变”战略进行论述。 一、“苦撑待变”战略的产生和提出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持久抗战方略，一面坚持武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一面希望欧美列强能积极援助中国并有效制裁日本。中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种坚持和期待并重的外交战略，后被驻美大使胡适以“苦撑待变”一词作了高度概括。 国民政府“苦撑待变”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全面抗战爆发数年之前。早在1933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时就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同年5月20日，日军开进北平城内，蒋介石在“致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电”中表示“事已至此，唯重整军容，坚守平、津之东北前线，与敌相持死拼，以促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3]从蒋介石在1933年的这两次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抵抗日本的决心，但他显然很明确两点：一是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只有长期抗战，别无他途；二是国际形势必会有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发生，两者的结合是中国死中求生的机会。1934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说向国内退军战略时明确指出，日本要占领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长时期内，国际形势必定会有大变化。他说，以占领中国一省历时一月计，日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的时间，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4] 一年后，蒋介石关于持久抵抗和国际形势必变的观点得到了当时一贯坚持中日交涉、争取和平的知识界代表胡适的响应 （也可能是不谋而合）。1935年6月，胡适接连两次致信王世杰，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向政府献策。其中6月20日的信中，胡适指出，要“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5]6月27日，胡适进一步向王世杰指出，要促成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的演变，“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的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的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6]从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主张做最大和平努力的胡适也认为，一旦和平不可得，中国只有下定牺牲决心，咬定牙根做三、四年的苦战，如此则必能促成国际形势的重大演变。 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曾嘱王“千万设法使蒋先生知道此意”。据此，我们可以合理推定，胡适的观点对蒋介石坚持自己前述主张应该是有助益的。因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曾在7月13日致宋哲元的密电中表示“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有关各国外交，皆已有把握。”[7]至8月7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持久抗战战略时起，“苦撑待变”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在中国独力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始终都相信“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我英勇抗战，定可改造国际形势。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8]这种思想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如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就写道：“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倭寇终必失败。”[9]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发表《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演讲，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10]为国民政府的坚持战略和期待心理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 “苦撑待变”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在于它的提出是建立在政府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的。 首先，中国有苦撑持久的客观条件。尽管中国的国力与武器装备不如日本，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地广人众，能够经得起持久的消耗战。中国的抗战“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不是一定短时间内的彼此冲突，而是长时间永久的彼此竞走。”[11]因此，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除客观的物质基础外，中国也具备了苦撑待变的精神条件。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年，中国在知识、国民精神、国民人格、政治组织和民族自信力等方面取得了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进步，使它成为“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12]国民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极为强烈，抗日御侮的战斗意志，能历久不衰。因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上，中国都能持久地抗击日本侵略，等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变化。 其次，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问题是个世界问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必定会引发它与列强之间的冲突，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食之羔羊。中国之能幸存苟全，实由列强各自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优厚利益，不容某一强国独享所致。如有某一强国，企图独占中国，必然引起环伺中国的列强干涉或支援中国。[13]因此，日本对中国的独占企图终将会引发它与列强的共同冲突。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就认定日本对东亚均势的破坏，必然会使列强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1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更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1936年爆发。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始终是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问题中考虑，他们坚信，日本与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所产生的独占与共管的尖锐冲突必定会使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