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光银(1965-),杭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硕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史研究。

原文出处:
社会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课题。梳理和回顾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实践历程,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顺利发展,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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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6)06-0085-03

      接班人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努力的进行过探索与实践,但是都没有找到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走过弯路,有过沉痛的教训,但更有丰富和成功的经验。通过三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路子,实现了党的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平稳过渡的理想目标。梳理和回顾中共三代领导人在接班人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演进历程,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顺利发展,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接班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一

      接班人理论是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战略对策提出来的。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自由”。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都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分子。在国内,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国内形势,把阶级斗争扩大化,[1](P475)从此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不断发展升级。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发展和对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对现有干部的教育提高问题,将来由谁或怎么样的人来接班的问题,因而接班人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至1964年,毛泽东在71岁高龄之际,不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一生心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代代相传的问题。通过长期认真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形成了初步的理论:

      培养接班人的目的和意义。培养接班人,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2]

      培养接班人的标准。1964年6月在〈〈关于接班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第四,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第五,自己有错误,要作自我批评”。[3](P18)毛泽东提出的五条标准,概括地说就是解决接班人的三个问题,即:真假马克思主义者问题,为什么人服务问题,政治品质问题。

      培养接班人的途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2]他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对于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4],让接班人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5];挑选接班人,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晚年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思想,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泛指“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二是特指挑选和培养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

      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也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关于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三反”运动可能说是第一次实践,这次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干部参加劳动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并作为培养接班人的实践而付诸行动的。建国后,毛泽东将劳动与思想改造和培养接班人联系起来,将劳动的观点提到绝对的高度。毛泽东认为:“世界上一切坏事情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6](P28)干部参加劳动不仅作为教育现有干部的手段,更作为培养和锻炼接班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红卫兵运动则是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接班人的尝试,他曾多次强调:“要经历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6](P2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培养接班人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通过红卫兵运动培养接班人实践的继续和纠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其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它既能有效的制止红卫兵运动造成的动荡和损失,又能继续培养和锻炼千百万个革命事业接班人。

      关于党的最高领袖的接班人培养。众所周知,刘少奇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左”倾思潮发展,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加大。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主观意愿出发,视刘少奇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此后刘少奇一直挨批、挨斗直至逝世。为填补刘少奇跌落的真空,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作为接班人。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获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1969年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后来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对毛泽东暗下杀手,被识破后又匆忙出逃,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林彪的叛逃在精神上给毛泽东的打击很大,但为把“文革”继续下去,他又物色靠造反起家,“集工农兵于一身”的王洪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由于“四人帮”集团的野心急剧膨胀,毛泽东也逐渐认清王洪文同“四人小宗派”是分不开的,不能担当重任,毛泽东最后一次对接班人的选择,把信任票投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是值得称赞的,但其后来又提出“两个凡是”,受到党中央的批评,于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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