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1-0047-08 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或文革小组）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特殊机构。从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到中共九大后逐步消亡，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权力。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代表。本文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沿革、运作方式及其存废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 中央文革小组是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采取非常措施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设想。 1.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分歧的产物。5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存在不同看法，由此不断加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及与他们的分歧。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八届十中全会，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些中央部门及其领导人受到批判。1964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在起草《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表面化。到1966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中央其他常委中，周恩来、陈云因为对经济形势的不同看法受到批评，陈云不再参与中央重大决策，朱德年事已高，唯有林彪不遗余力地鼓吹个人崇拜。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反党集团的成员；国家计委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成为“阎王殿”。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①就像他1970年会见斯诺时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②为了改变与中央一线领导意见分歧中的不利局面，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毛泽东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个组织。 2.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非程序性控制中央权力的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大部分人尤其是上层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很难通过开会讨论或沟通协调等正常程序加以解决。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夺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③。于是，毛泽东采取激烈的非正常程序，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个“独立王国”。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规定，各级文革小组应由群众选举产生。但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事关党的领导体制变动的大事情，毛泽东事先没有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成员的确认，不是他个人决定，就是作为组长的陈伯达从这些人与毛泽东的关系、思想认识是否一致等方面来考虑的，或是江青直接插手的结果。这既反映了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也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信任。 3.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④从60年代初起，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界的不满逐渐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根据他的批示，在文艺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并逐渐扩大到学术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试图控制这种紧张的局面，但1965年 11月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掀起更大范围的批判浪潮。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审慎态度，北京各大报刊在十多天后才加以转载。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由此错误地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为了对文化批判进行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4年7月便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针对日益升级的文化批判，1966年2月，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后整理的“二月提纲”，试图把文化领域的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是，“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想法不符。根据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并指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⑤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⑥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问题。他原本希望通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五人小组不仅没有贯彻他的思想，却成为他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本来想对学术批判加以引导，但由于与毛泽东的设想有所背离，反而加剧了毛泽东对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