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等日本战争犯罪问题，日本学术界一批右翼文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先后三次掀起了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逆流，因此也遭到国内外知识界的强烈抨击。本文拟对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论争及各派的主要论点予以评析。 一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的简单回顾 (一)70年代的论争 日本学术界围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否真实的论争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早从1966年起，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开始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并于1967年出版了《近代战史之谜》，其中用较大篇幅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1971年，《朝日新闻》社记者本多胜一出版了《中国之旅》，内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战后以来一直被当局掩盖的、包括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内的日军反人道暴行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了海内外尤其是日本社会各界的震惊。接着，洞富雄的《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出版)问世。《南京事件》不仅是洞富雄的第一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代表作，也是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第一部专著，内中详细考证和揭示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并得出结论认为，日军从1937年末到1938年，在南京至少屠杀20万人以上的中国军民，进一步使这起被封锁20余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再现。 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被曝光，无疑是对那些拒不承认战争责任，拒绝反省、谢罪和道歉的朝野上下右翼保守势力的一记最沉重耳光。于是，首先站出来的是被称作“超保守派”的作家铃木明，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等一系列文章；次年又将这些文章编辑成《“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公开出版(文艺春秋社1973版)①，攻击本多、洞富雄的著述“能够证实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并不存在”，属于“捏造”，还通过一些随军记者和参战官兵的“目击证言”，以及一部分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资料”，得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结论。1975年11月，战争经历者山本七平将他在《诸君》杂志上发表的连载文章编辑成《我所在的日本军》(上、下)出版，诬称“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于是，两种观点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为回击“虚构派”的谰言，1973年，洞富雄又先后编纂出版《日中战争史史料第8卷·南京事件1》和《日中战争史史料第9卷·南京事件2》(河出书房)，1975年再推出《对南京大屠杀“虚构化”行为之批判》(现代史出版会)；本多胜一出版了《笔的阴谋》(潮出版社1977年版)。这些史料和著作如同重磅炮弹，从史料到研究都对“虚构说”予以了全面的批驳，“虚构派”除了重复旧调以外，没有其他“新鲜”史料应对，只能招架一时便草草收场。 (二)80年代“虚构派”的反扑 进入80年代，日本新保守主义路线出台，中曾根内阁明确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日本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虚构派”的阵容有所扩大，不再是铃木明等人“孤军作战”，先后又有田中正明、渡部升一、富士信夫以及秦郁彦、板仓由明等人登场，就南京大屠杀是否真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曾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于1984年抛出《南京事件之虚构》(教文社)，渡部升一和村上兵卫为其作序。前者是上智大学的教授，著有《从国益的立场》、《新忧国论》等，是历史修正主义团伙中的活跃人物。村上兵卫曾任近卫师团的中尉，亲身参加过侵略战争，著有《再检证·何为大东亚战争》等。可见，这样的两个人为田中助阵，当然唱的是同一个“虚构说”的调子。田中在这部书中以松井大将的日记为主线，污蔑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东京审判戏剧性导演出来的”，是为了“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②，法庭采用的证言都是“伪证”，攻击洞富雄使用的史料都是“伪证”编造出来的“传闻”或“谎言”。田中还对进城日军大加美化，称官兵们都执行了松井司令官的指示，“行动时军纪严明，秩序井然”③，因此不会发生什么“大屠杀”，包括中国方面的军事报告也“根本未提及大屠杀之事”，“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④，云云。1985年12月，他又在《正论》杂志上发表题为《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了1987年，田中正明再抛出《南京事件的总括·否定屠杀派的15个论证》(谦光社)。短短3年时间里，田中的著述“丰硕”，成为否定派的领军人物。然而，就在这时，人们发现，田中于1985年发表在《历史与人物》上的《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中有900多处错误，其中有故意被篡改的内容，于是引起舆论界的大哗，后来证实果然是田中对松井日记做了手脚，田中的“虚构说”自然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作“学问”的态度也令人齿冷。 除田中外，还有一位评论家阿罗健一，1985年在《正论》杂志发表一篇《谜一般的“崇善堂”及其实态》，声称“崇善堂埋葬队埋尸统计纯属捏造”。接着，此人又出版了《采访南京事件·日本人看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图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全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少数派”，即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在几千人到几万人之间，代表人物是拓植大学的教授秦郁彦(原千叶大学)。1986年，秦出版了《南京事件》一书(中公新书)，同年，又发行了《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中公新书)。秦认为，日军在南京“共杀死包括俘虏在内的中国人4万人左右”(最初他认为被害人数为几千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日军屠杀“便衣队”不违反国际法。这里所谓的“便衣队”不过是放下武器逃难的官兵，“少数派”故意把这些从战场上撤退下来，或者换上百姓服装的官兵称作“便衣队”，寓指这些人仍没有放弃抵抗，所以“处置”他们并不违反国际法。同秦郁彦一样，还有一位板仓由明，在80年代中期连续发表了《“南京大屠杀”数字的研究》，认为日军攻陷南京后，南京城内及江宁县共死亡百姓1.5万人，士兵3.2万人至3.5万人，其中南京城百姓死亡数字为0.5万人，士兵为0.8万人，合计约1.3万人。他也认为，日军在南京“处置”“便衣队”并不违法。可见，所谓的“少数派”不过是无法否认那些铁证如山的证据，利用各种手段把被害人数压低，再通过“便衣队说”来掩盖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从本质上说，他们同“虚构派”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板仓由明，在日本虽然被称作“少数派”，其实，他与“虚构派”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在“虚构派”的各种活动中都有他的身影。对比起来，秦郁彦和板仓由明似有区别，前者毕竟承认日军在南京有“屠杀行为”，至少是“过激行为”，有时也讲一些真话。而后者则认为被屠杀的都是“便衣队”，并不违反国际法，也不属于战争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