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1—0019—09 国民党于1928年底统一了中国，然而，1928—1937年间“地方—中央”的关系远未达到国民政府制度设计的预期，地方对抗中央的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政局时常呈现动荡的局面，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统合能力，延缓了国民国家形成的进程。在一系列“地方—中央”对抗的模式中，1932—1936年间“西南—南京”的对抗持续时间较长，对抗是全方位的，包括党务、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对时局影响也大，因而较受研究者关注。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在其研究中，“通过把国民党西南党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和两者同南京中央的政治关系相互对照，来把握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实际状态，由此阐明中国国民国家形成的特质”。他注意到曾经设立“政务委员会”的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都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积累，但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相比，仍是“后发达地区”，因而提出了如下观点：“‘政务委员会模型’反映了以‘后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基盘的当地权力的地方政权化过程的制度”[1] 1535。他撇开繁琐的细节，从国民国家形成的高度，宏观论述“西南—南京”的对抗，角度极其新颖，将“西南”归为“后发达地区”，也有一定的启发性，但这一观点对于说明“西南—南京”对抗的复杂性并无太大的帮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吕芳上则以蒋介石与陈济棠的关系为例，以实证方式研究“西南—南京”的对抗关系，他的论文较多采用台北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在史料运用方面具有权威性[2]。上述两文的研究重点在“地方—中央”关系上，将西南政权视为整体，并未论及其内部的分歧与复杂性。周聿峨、陈红民在研究胡汉民时，最早揭示出西南政权内部的复杂性，并指出胡晚年政治主张不能得到落实，“陈济棠的阻挠是重要的客观原因之一”[3] 301。肖自力在对陈济棠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作为广东实力派首领的陈济棠与其政治盟友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指出西南政权内部存在着“军阀与政客同床异梦的现象”，“结盟的反蒋地方实力派之间同样存在同床异梦的现象”[4] 212。以上两书的重点在人物研究，有关西南内部关系的论述较为分散，未能系统地加以梳理。此外，邓正兵在研究广东地方实力派时，也曾涉及西南政权内部的关系[5]。罗敏的研究是此方面最新的成果，她侧重于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在时间上更集中，并充分注意到西南内部的分歧对与南京打交道的牵制作用[6]。 本课题研究的复杂性在于西南政权的界定——究竟“西南”是指什么？“西南政权”的基础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谁是“西南政权”的真正代表？这些都是有争议性的问题。导致研究难以深入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关史料的缺乏。随着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资料的公开，使深入研究西南政权内部的复杂性成为可能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倾向于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角度，通过新的史料研究一个反蒋派系的内部构成——在何种基础上联合？又有何种利益冲突？矛盾是如何调适的？并进而试图归纳出1928—1937年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哪一种派系(集团)构成模式更有力量，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西南政权的构成 1932—1936年间的“西南”通常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有时，它用来指称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华南”省份，而非云南、贵州、四川等在地理上真正处于中国西南部的省份。但有时，“西南”的概念更大，除了上述省份外，还包括福建与湖南。这个概念与“西南政权”——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合法权限与实际权限间的差别密切相关。 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押了立法院长胡汉民。以此为契机，国民党内反蒋派聚集广州，于5月底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两个党政组织，以“推翻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为号召[7] 80，全面与南京对抗，即所谓“宁粤之争”。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剑拔弩张的双方不得不休兵议和，举行上海和会。根据协议，宁粤双方各自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了议案：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民政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依双方约定，此提案为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接受，此为西南两机关的法源依据[7] 228。1932年元旦，统一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广州方面宣布取消“非常会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同时在广州分别建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一般合称为“西南两机关”。非常明显，新建的西南两机关从党政两方面继承了“非常会议”与“国民政府”的基本职责。西南两机关建立的背景显示，它们基本上是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中妥协的产物，是一种权力分配，看不出与西村成雄教授所说的“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发展”有多少直接关系，最多只能说广东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对“西南—南京”的对抗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