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115-09 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的是扶助农工、开放民运的政策，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受军阀的摧残，故各种运动都有发展的机会。由于开放的民运政策，商民运动在广东游刃有余①。但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商团事变是一重大转折点。广州商团事变前，在国民党的文件和领导层的讲话之中，虽然有涉及商民问题的内容，但并未真正引起重视。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议决案》，曾指出，“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②。早期的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地认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中小商人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分析为商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商人的看法，商民协会及商民运动由此在广东发生。 一、唤醒民众——国民党革命话语的转变 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致力于中国革命多年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很少重视和开展民众运动。从革命的路径来说，此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始终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从性质上来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意义上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主要都局限于特定的“精英”范围之内，即使是大革命时期其革命的路径也依然没有彻底摆脱“精英革命”的窠臼。 一般认为，上书李鸿章的失败是孙中山一生的转折点，而上书李鸿章正好诠释了孙中山依赖上层精英变革社会的理想。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他依靠和发动的革命力量在海外是华侨和留学生，在国内先是会党，后是新军。这些阶层无疑都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其他革命党人更不能例外。除此之外，革命党人还热衷于暗杀清朝上层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是“精英革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只要“反满”的需要，不管是绅商还是旧官僚，包括袁世凯都是革命党人极力争取的对象。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但只要稍微考究一下武昌首义后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对袁世凯反正的殷殷期盼心态，就不难看出他们翘首祈望袁世凯成就“拿破仑、华盛顿之功”的心情是多么急切。所以与其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毋宁说革命党人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把“果实”奉送给袁世凯。而对于结束清廷来说，袁世凯反正的意义不可小觑。清帝被逼退位颇有点“宫廷政变”的味道，这种革命当然只能是上层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海外，从护国到护法，他所运动的无一不是南北军阀，而“如一丘之貉”的南北军阀们无情地一再地破灭了他希望利用军阀现成的武力实现自己共和国的梦想。在几近绝望之时，苏联顾问为孙中山指明了一条新路。 “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多次向孙中山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发动民众参与和支持。1922年握有广东地方军权的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在广东再度受挫。经过深刻反省，孙中山意识到不动员民众而主要依靠地方军阀，国民革命难以取得成功。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国民党宣言：“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瘩口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③ 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决定采取联俄容共的新政策，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能够以新的面貌出现，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革命，“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自然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④。 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提出一系列救国救民的主张并真正付诸行动。此后，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⑤。 1924年1月，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23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提出了一方面当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进行；另一方面当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发展其经济组织，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⑥。由于对商民的忽视，这次大会没有提出商民运动问题。正如时人所言，“我国向来有轻商的气习，对于商民，差不多很少注意，就是现在，也免不掉这种现象，所以研究工人和农民的书籍及杂志，尽管一天多似一天，而研究商民的文字，却很不多见”，“这实在是一种错误”⑦。 随着形势的发展，如何认识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的地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都对商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作过论述。对于商民在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孙中山也由不重视到给予肯定。孙中山曾向商人提出组织“工商政府”的设想，国民党人也尝试在广东组建“平民”性商会。孙中山组建工商政府的设想，意在争取工商实业界的支持，认同国民党新政权。为此，广州政府在广东先后推行了加强与商人团体联系、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但是，当时的孙中山及广东国民党政权实际上都将商人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对于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决自治的政权意识则颇为忽视而未能及时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