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6-0100-07 文化精英是一个民族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代表着本民族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群体。作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对祖国的民族文化有着最深厚的情感；同时，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和学术专长，因而被视为国家的栋梁、民族的中坚。面对异族入侵、身处国破家亡之际，文化精英们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表现得尤为悲壮和强烈。近代时期，中国文化精英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北方和东南沿海相继沦陷，文化精英们为保存和传承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的科技能够与时俱进，纷纷南迁。地处西南边地的云南成为当时内地文化教育机构迁移的重要地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于1938年辗转来到昆明，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北平中法大学、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迁到昆明续办；中山大学迁至澄江；中正医学院迁到昆阳；华中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迁至大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迁到禄丰。唐山工学院、中山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也先后迁往云南短暂续办①。由于大量文化教育机构的迁入，从而使云南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精英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抗战时期迁滇的文化精英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或中止在国外的学业，回国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或奔走呼号，发动民众；或薪火相传，启迪学子；或潜心钻研，徜徉在科学探索的海洋之中，为科学救国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正是他们的种种努力，为抗战胜利及后来新中国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迁滇教授、学生的生活状况及其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和为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努力。 一、抗战时期云南地区文化精英的物质生活状况 抗日战争初期的云南，生活条件相对内地及沦陷区稍好一些，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加上连年战乱，民众生活仍然较为贫困。由于来自北方和东南沿海沦陷区的流亡人员大批涌入，原本人烟稀少的云南霎时变得异常拥挤。地狭人多的环境，使迁滇文化精英们的生活质量较之战前迅速下降，短短几年由小康降为赤贫。以当时昆明地区的生活状况为例，据调查，民国28～29年昆明的贫户年均收入708元，年均支出698.57元；普通户年均收入1500元以上，年均支出1471.85元②，收支相抵还略有盈余。迁滇文化精英的收入在昆明至少可以达到普通户的水平，即在抗战初期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维持。随着战事的演变，昆明成为后方交通枢纽和战略通道，大量流亡人口随之涌入：“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③ 物资供应日益减少，物价开始飞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几个月后一担米真的涨到七十元。”④ 米价在几个月内上涨了十几倍，其余一些日用品亦因进口通道受阻，价格随之成倍增长，而人们的收入却没有增加，云南本地居民尚须精打细算过日子，迁滇文化精英则几乎都过着颠沛流离、衣食不敷的生活。 (一)居无定所的居住状况 抗日战争期间，迁滇文化精英多为各个领域的学术骨干，战前基本供职于大学校园或科研机构，生活安稳、平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乱了他们原本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们千里长徙、举家搬迁，到昆明后或由于校舍不足，或因为日机频繁轰炸，或为了省钱，不得不经常迁居，从城中搬到城郊，再从城郊迁入农村，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可以朱自清、周培源、钱穆等知名学者的经历来加以说明。 以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朱自清为例，朱自清1927年初入住清华园西院，1932年搬至渭华北院九号，至抗战开始前，11年中只搬过一次家，且只是在同一校园内做小调整。但自1938年3月抵昆至1946年离昆的8年间，朱先生的住所先后迁过8次：1938年3月入住拓东路迤西会馆；因校舍不足，朱先生随联大文法学院于同年4月初迁至蒙自，住旧海关大院；半年后回昆，先住青云街79号，后又入住青云街284号冰庐；1938年昆明遭日机袭击后，朱先生一家随教授们疏散至呈贡；1940年夏，为减轻负担，朱先生趁休年假的机会举家迁至成都岳丈家；一年假满后朱先生只身返昆，迁往昆明北郊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与闻一多一家及两个研究生以布帘相隔同住；1944年搬回昆明市区，住北门街71号单身教员宿舍直至1946年返回北平⑤。 西南联大理学院教授、物理学家周培源1937年夏从美国回到北京，8月因战乱即赴天津，10月与吴有训、冯友兰等人几经波折才随校到达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再次南迁至云南，周培源一家同大批教授一起途经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初到昆明时租住在城郊大观楼附近，后搬至昆明城内；因日机频繁轰炸再迁滇池西岸的山邑村。周培源教授的驻地离联大19公里，每逢周一、三、五有课时往来极其不便，为此，他特意买了一匹马作交通工具，但喂马困难且因骑马不当而受伤的事时有发生，苦不堪言。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通往联大的路修好以后，周先生才将马换成自行车⑥。 联大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钱穆写《国史大纲》时，为求安静，特租住宜良县岩泉寺，为此，他将课调集中，每周三乘滇越铁路小火车至昆明授课，周五返回宜良，至县图书馆借阅《二十五史》，课余4天就在寺中埋头著书。就是在这种奔波的环境里，钱穆教授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名著《国史大纲》，鼓舞了当时民众的抗战斗志和爱国精神。 从以上教授们居无定所的生活中，可以看出自抗日战争开始，文化精英们宁静的生活已不复存在，他们到达后方后的生活也极不稳定。这种颠沛流离、属无定所的状况实际上是当时迁滇文化精英们普遍的生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