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义”与“风化”之间

——从审查制度看民国时期政治对唱片的影响

作 者:
葛涛 

作者简介:
葛涛,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中国的唱片审查制度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创立的,1931年6月颁布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唱片内容制订的法规。相关法规之所以出台,一方面是由于唱片业自身的发展所致,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党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一环而刻意作为的结果。故终民国之世,不得违背“党义”,不能有伤“风化”,始终是唱片审查制度的核心与底线。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唱片业中心上海为例,对上海特别市、日伪、抗战胜利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唱片审查制度逐一进行论述、对比,探讨制度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并对其与唱片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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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6—0104—12

      一 唱片审查制度建立的政治背景

      唱片传入中国之初,仅被视为娱乐工具,与国内政治毫无关联。在清末及北洋时期,未闻执政当局对唱片内容进行指导、管制的事例。随着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就上海而言,以1931年6月1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通过修正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为标志,政治控制的触角正式伸向了唱片。此后,无论是日本占领时期、还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重返上海,政治控制的力度有增无减。这种局面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一、唱片业自身的发展已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二、唱片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当局小觑。三、当局出于执政理念必然会进行控制。

      进入20年代后,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强烈,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与国家主权持续遭受列强欺凌所致。面临如此危急的局面,促使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痛感惟有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各种更为激进的社会思潮、主张夹杂其间。许多人憧憬列宁领导下的苏俄,视其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值得中国效仿和依靠,这些人中就包括孙文。

      孙文并非一厢情愿,他与苏俄很快就结合了。在苏俄的军事、经济、人员支援下,孙文开始改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做准备。1924年1月12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致辞,指出国民党改组包括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对党实行改组,第二件是用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改组后的国民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决心凭借着新建立的军事力量,进行推翻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国民革命,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1925年制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即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的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至此,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意识形态和法理上已经成熟。

      1926年年6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势如破竹。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以党建国”的大业至此告一段落,进入了更为复杂的“以党治国”,也就是“训政”时期。

      所谓“训政”的实质即国民党不加遮掩、堂而皇之地实行一党专政,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制约,国民党的“训政”期竟长达20年,直至1948年召开“国大”行宪,“训政”才算在名义上终结。作为一个雄心勃勃、意识形态色彩鲜明、标榜“革命”的独裁政党,国民党有着强烈的控制、改造社会的愿望,这既是它的政治目标,也是它自诩的使命。正如国立政治大学校歌所唱:实现三民主义为吾党的使命,建设中华民国是吾党的责任(陈立夫作词)。① 如果说孙文的《建国方略》勾勒出理想社会的蓝图,那么蒋介石于1934年2月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则是国民党在“南京十年”期间发动的一场内容具体、广泛的社会建设运动。对唱片实施管制,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改造的一个部分。

      二 上海特别市政府时期:审查制度的初创

      1931年6月上海特别市教育局颁布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规则》(以下简称《规则》),虽然仅具地方效力,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唱片内容制订的法规。汉口市社会局为“整饬风化起见”,在该市禁售上海生产的四明文戏唱片之余,致函上海市社会局,要求“对此类淫片严禁制售”,这成为《规则》出台的直接诱因。从表面上看,上海市当局似乎是被动的,实则不然。上海市社会局接到汉口来函后,立即组织人员对全市各唱片公司进行缜密调查,掌握了基本情况:根据各公司提供的唱片目录,6家最著名的唱片公司(百代、高亭、开明、胜利、蓓开、大中华)制作、发行的小调(地方曲艺)唱片均不在少数,其中尤以高亭、开明、蓓开、大中华4家为多。唱片公司制作、发行唱片,承担销售唱片的商店遍布于福州路、南京路、四川路,“触目皆是,足见该业营业之盛”。社会局认识到“缘唱片一类,素无法规限制,中外商人惟利是图,制造晦淫等唱片出售,自属难免”,而仅凭各公司的唱片目录,实在难辨良莠,“何者为良,何者有晦淫之嫌,均宜加以审查,方易辨别”,因此“若非制定法规施行检查,则优劣难分,取缔匪易。”②

      上海市社会局显然想借机促成对唱片的审查制度,它在给市政府的呈文中先指出了上海唱片大量流行的情况:市内民居多有置备唱机作家庭消遣之用,而外埠及内地所售之唱片又大都由上海运往,其数量当属可惊。然后,将唱片的优劣与个人修养、社会风化相连:唱片既为家庭娱乐,故其关系人民平日之修养、社会之风化,当然至切且密;如不加以严密取缔与管理,恐将变本加厉,不堪设想。查外国社会之所以充满艺术气象者,全赖艺术化歌乐导其先,使民间深知艺术之真谛。唱片为歌乐中之最简便而普及者,正宜引入正规,藉以感化市民,俾获艺术修养。故管理各唱片公司之制售唱片,直接固为取缔其不良者,间接亦所以督促各唱片公司从事于高尚艺术唱片之制造,藉作社会教育之一助。③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挥舞大棒,请看社会局呈请市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职局依上叙缘由,认严密之管理宜先由管理制售唱片公司着手,至为根本;杜绝不良唱片之策,则拟仿检查电影片办法,组织唱片检查委员会切实检查,或由钧府指定一局负责检查,以专职守。④

      市政府原则同意对唱片实行检查制度,并将此项工作交由教育局落实。教育局刚拟订《戏曲审查规则》,正在呈报市政府批准,一俟批准,即由其主持成立的审查戏曲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宜。市政府认为唱片与戏曲性质相同,应归为一类,因此训令由教育局主持,会同社会局、公安局重新拟订新的审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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