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田是群众概括的称谓，全称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于安徽兴起，虽很快夭折，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既是安徽当代史、农村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责任田在安徽的命运，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灭也忽焉”。它在当时，是冲破了“左”的重重阻力而诞生的，但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向“左”的方面发展，最终还是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但责任田作为一种联产责任制形式，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实行责任田的缘起 关于实行责任田的缘起，最简要、最本质的讲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面对人民的苦难和深重的农业危机，勇于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勇于逆着风浪闯出一条新路。 安徽历来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多灾低产的地方，丰年还过得去，一遇灾荒，饥民遍地，农村凋零，惨不忍睹。建国后，安徽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在大搞“大跃进”的1958年，秋季粮食生产情况也还可以，但由于全民大办钢铁，大批劳动力外调，加上急匆匆大办人民公社，丰产没有丰收，损失很大，实际产量只有176.9亿斤。到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紧张和严重缺粮。1960年全省粮食继续减产，总产只有135亿斤。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农村盛行大兵团作战，水利工地用工过多，又不准搞副业生产，集市贸易也日益衰微，农民除了那一点口粮，别无谋生途径。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农村的严重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它的严重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1959年郑州会议开始局部纠“左”以后，安徽省内一些地方出现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形式，省委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狠批右倾思潮的冲击下，“左”的做法更加严重。从1960年夏天开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越来越感到农村形势严重，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个局面。他先是考虑实行“双包制”，由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实际上就是搞包产到组，减少和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增强小组成员的责任心。后来又进一步研究怎样克服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并联系工业等方面的责任制，探索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全奖全赔的办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责任田办法。 二、各方面力量对责任田的推动 实行责任田，是一项创举。应该说责任田是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产物，是广大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多方面力量推动的结果。这是我们在研究责任田时所不应忽略的。 首先是来自中央纠“左”的努力和措施的推动。1959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在实际工作中的“左”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法加以缓解和解决，其中确有一些属于纠“左”的范围。中央纠“左”的想法和举措，使广大党员干部开阔了视野，扩展了思路，也激励了冲破“左”的束缚的胆量，努力朝改变旧体制的方向上去探索，应该说这为责任田的诞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其次是来自群众的实践经验。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过程中，各地都出现过田间管理包工到户的做法，也有包产到户的，大多数被批判取消了，或者因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冲击而销声匿迹。但也有坚持下来的，而且也确有成功的。宿县褚兰公社刘庆兰父子，在虎山开垦荒地达17亩之多，从1958年到1961年每年都给生产队交粮食，从开始的700公斤，增加到1600公斤。他们向公社党委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像现在这样干，社员只图工分，没有责任心，生产是搞不好的。曾希圣听到汇报后，十分感兴趣，此后还一再表扬这个典型，赞扬他们的事迹。这对他下决心推行责任田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是来自群众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广大农民身受其害。他们从自己的境遇中迫切要求改弦易辙，走出困境。例如全椒县古河公社的几位农民曾向来此视察的华东局领导说：“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实际上就是要求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并且质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安徽省的几位劳动模范在省里召开的座谈会上也说，“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这个办法既不是单干，又能增加社员的责任心，推行这种办法肯定能增产。正是群众的意见和态度，坚定了安徽省委领导推行责任田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恢复实事求是和加强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指示，给了大家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探索的勇气。在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强调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不图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一封信》，并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即原来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信中强调指出：“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思想路线的端正，也鼓舞了在农村生产管理体制上大胆探索，这是责任田得以出现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政治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