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6)12-0045-04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影响中国社会二十余年。这种民主形式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兴起的，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写入宪法，但是最终又被废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艰难探索过程。回顾这段中国民主政治“大跃进”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方向。 一、“四大”在1957年整风与反右派运动中产生 “四大”的民主形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进行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多次运用于党的整风运动中，对于加强党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开展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在新的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地团结起来。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提醒全党不要骄傲自满、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建国后不久，中共中央即着手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号召“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防止在获得全国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全党“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1]。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发生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撰文认为，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2]。在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党的组织和党员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其结果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比前几年增加了，为此，他强调“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要实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3]。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代表党中央宣布，1957年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4]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动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7年4月27日开会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4月30日毛泽东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指出整风的目的是克服几年来党内所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从而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内容和方法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思想教育。两天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整风运动的方式，他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6] 5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关于肯定党外人士批评党政错误缺点的指示，[7] 指出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认为党外人士对中共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行动表明，中共把党外人士作为整风运动的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次整风是一次真正的开门整风。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各级党政部门的组织下，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定范围的、以党外人士为主体的自由批评空气，主要表现形式[8] 有各种“鸣放”座谈会、报刊“鸣放”文章及相关的采访报道、以整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等。其中“鸣放”座谈会是当时最主要的整风形式，它可以使党的各级领导当面听到党外人士的各种意见。“鸣放”座谈会上的言论经过报纸及时刊载以后，又进一步形成对执政党的舆论压力，从而起到开门整风的作用。 所谓的“鸣放”，其字面意思来源于“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这两个成语，中共在1956年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积极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又称为“双百”方针。该方针于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提出和通过，5月下旬，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代表中共中央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双百方针作出系统而详尽的阐述。1956年9月，双百方针被写入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此后，中央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方针，毛泽东还拓宽了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他说，双百方针不但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