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1-0145-06 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自身所能影响的所有社会资源，来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从事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事业。于是依靠根据地政权、群众组织，凭借社会制度与政策，对其领导下的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与整合。成功的整合使根据地社会得以良性运作，并在抗日与建设的总目标下有力地组织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成功的整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是近年来学者们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据笔者粗略统计，迄今为止已发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论文五十余篇①，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有所涉猎的著作近十部②。这些成果既有关于宏观意义上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③，也有从中观和微观意义上对当时诸如婚姻、家庭、社会习俗、灾荒、会党、人口、农民生活等社会生活史的探讨④，可以说该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就研究课题而言，社会关系、民间信仰以及在社会各个方面中所表现的政党、政权与社会的关系等还基本属于研究空白，就研究方法而言，存在着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欠缺的不足⑤。所以，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合抗日根据地社会的经验加以研究，以期为推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也望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所裨益。 抗战初期，根据地所据有的广大农村和一小部分城镇(曾是红色区域的一小部分地区除外)，虽然由于所处生态环境不同、历史传统和地区风俗习惯不同、宗族势力有强有弱、受近代商品经济影响有大有小，不同区域呈现出许多重要的差异性，但是由于处在同一历史时空下，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相同，所以又都具有同质的特点：经济落后，社会封闭，政治冷漠，文化保守。1938年聂荣臻就曾如是概括华北社会的状况：“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文化闭塞，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特有的保守观念。”[1] (P97)这种状况，根本无法应对当时的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要求也相去甚远。于是，为了抗战和“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对其影响下的抗日根据地社会进行了变革和整合。 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因根据地史研究较早，已为大家熟知，在此不再赘述。 经过变革与整合，根据地社会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变迁。社会形态发生了质变，确立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婚姻家庭、阶级阶层，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也都焕然一新，出现了政通人和、弊绝风清的良好局面；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抗日目标下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根据地的人们切身感受到“根据地的天是晴朗的天”，抗日根据地成为令全国人民景仰、神往的地方。 这种整合也使根据地社会系统而有效地组织了起来，成为抗日战争“政治、军事与干部的策源地”[2] (P9)，使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解放的事业中，获得了动员社会资源的极大力量。 研究历史是为了鉴示未来。那么，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何以在短短8年时间就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呢？ 依据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整合的目标、措施和方法因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当时特定的时代特点做出了准确判断，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就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国内阶级矛盾居于第二位。以此为基点，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创造新社会的目标，并以该目标为切入点来整合根据地社会。由于把准了时代脉搏，反映、代表了根据地人民的愿望与心声，因而具有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的巨大号召力，同时，由于目标明确，定位清晰，在对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整合过程中，即使三个系统分别因应其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又使它们互相适应、互相合作、彼此支持，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整合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社会的整合不仅因应了时代环境，而且是从特定的地域民情出发的。根据地社会大多落后、贫弱，所以，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整合社会时，“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3] (P125)，时时处处从群众的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出发。如大家熟知的，在民主建政过程中，为了照顾文化程度低的农民，以确保所有人民都能行使民主权利，党和各根据地政府在选举的具体方式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如画圈法、投豆法、烧洞法、背箱子法等；又如，在整合与建立劳动互助组时，以农民能接受的唐将班子等组织方式为基础，“旧瓶装新酒”，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再如，文化教育多采用非常切近农民实际的冬学、夜校、识字班的形式，大众文艺运动也尽可能地创造出通俗易懂、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时，从小的具体环节到大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建设方面充分考虑和照顾农民的时间、能力、兴趣，做出许多符合民情实际的创新，确保了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有效实施。所以，从特定的历史时空出发，是当时成功整合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