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313;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6-0057-08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受了朝鲜战争的严峻考验，国内政权巩固、国际威望提高，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使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以较长远、较宽广的视野来思考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中国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有关发展和安全的各种问题。探索由毛泽东倡导，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外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①当时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为刚刚起步的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外部和平环境：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突破美国的遏制；发展对外关系；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对日工作，促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向更高层次发展，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一、对日政策：方针、机构和措施 经过对日本国内形势和东亚地区局势的认真分析，鉴于中日民间外交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中共中央认为客观上存在改善中日关系现状的可能性，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发展经贸关系，提升政治关系。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日工作，争取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分为五阶段的工作设想：(1)日本国会大选和新内阁成立后，与日方谈判扩大中日经贸交流事宜，争取设立30人左右、包括经贸和文化的驻日机构；(2)与日方企业协商中国出口矿石、大豆、粮食、煤炭等资源产品，进口机械、钢铁、日用等工业产品，每年2亿美元的民间贸易问题；(3)缔结官方认可的民间通商协议；(4)缔结互不侵犯友好协定；(5)坚持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基本方针②。从而确定了对日政策的大政方针和工作任务，开始了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对日外交新阶段。 如何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政策设想落实为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措施呢？时任中联部部长兼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稼祥建议，把周恩来近来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摘要发表出来，以指导对日工作，使国内外加深了解我国对日政策。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认为，这几次谈话并未全面阐述中国对日政策，他建议由王稼祥主持起草一个完整全面的对日政策文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稼祥召集中央各部门对日工作的负责同志，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成文件，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3月，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文件分析了日本吉田内阁下台的原因，及其与鸠山新内阁的外交政策异同等国内政治状况，提出了对日基本政策：(1)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美国撤出日本；(2)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改善中日关系，争取逐步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3)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4)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孤立美国；(5)间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最后确定了贸易、渔业、文化交流、议会间往来、在华日侨和侵华战犯、关系正常化、舆论宣传等各方面的对日工作计划；并决定现在不宜提出战争赔偿和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最全面、最完整的对日政策文件，它详尽地规定了对日政策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 为加强对外交工作的集中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外事工作委员会，陈毅、廖承志分别任正副组长、正副主任。外工委下设日本组，先后由杨正和王晓云任组长。早在1952年，为接待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日本客人，中共中央即决定成立以孙平化为首的接待组。通过接待日本客人，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对日工作，决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廖承志主管对日工作，在北京饭店设立“廖承志办公室”，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肖向前等成为以“廖办”为中心的“对日工作班子”的骨干成员。④1955年以后，日本组人员相对固定，主要来自：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侨委、贸促会、对外友协、外交学会、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及各新闻单位等。他们平时在本部门从事对日工作，需要开会讨论、研究对日方针政策时，由日本组召集，廖承志主持，各部门涉日工作干部参加，就对日工作、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到行动，行动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制度”。日本组在廖承志直接领导下，集思广益、分工协作，在为中央决策提供背景资料、政策建议，贯彻中央对日政策，指导各部门对日工作，落实“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办日本组召集的会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工作班子，虽然不是正式的组织系统，也没有正式的机构名称，但是与会者都能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于周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方针，又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⑤国务院为更好协调各部门的对日工作，于1955年 12月成立对日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行，廖承志任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陈家康、王芸生任副主任，委员有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以及中宣部、统战部、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和外交学会等多个单位的22人，主要职能为：调查研究日本问题，提出对日的政策建议和工作计划。⑥这样就形成了两套职能有所不同的“对日工作班子”，或称为“对日工作机制”，前者以措施拟定、政策实施为主，后者为政府的咨询协调机构。 为推进中日相互了解，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日本各界人士，宣讲中国对日政策。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中日关系和国际问题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指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⑦“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但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双方“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⑧，亲自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