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4；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6-0026-06 1934年10月，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2、红6军团会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等问题上，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发生了一场论争。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进一步探讨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分析争论的原因、实质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于全面认识、批判“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红军长征最终取得胜利，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与“左”倾错误军事指挥论争的过程 长征，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此时，临时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其中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周恩来督促执行计划但不能参与所有事情。1934年7月，中革军委首先派出红7军团向闽浙皖赣边前进，力求调动“围剿”中央苏区之敌。随后又指令任弼时等率领红6军团挺进湖南中部（后改为西部），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当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转移时，红6军团已几经挫折，正艰苦转战于乌江以东的崇山峻岭之中，准备与贺龙等领导的红3军（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会师。 当时控制党中央和红军命运的是博古、李德等人。尽管当时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为副主席，但实际上，如同遵义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笔者注）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①博古代表临时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却对李德的错误作战指挥言听计从。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正确意见，因此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然而对博古、李德来说这是徒然的，导致军委内部领导工作极不正常。当时发给红2、6军团指示电报虽然多用“军委”名义，但实际领导和指挥权却控制在博古、李德等手中，所以，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红2、6军团领导人与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的军事指挥的争论。 这场论争始于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与红3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的会师。两军会师后，首要的问题，是确定两个军团的战略行动方向。两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研究后，认为：一是地处梵净山区的黔东特区是新开辟的尚不巩固的根据地，四周高山，离群众太远，活动范围窄；冬季大雪封山，部队过冬有困难；二是两军现有兵力合计7000多人，其中有伤病员500余人，合则两军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三是两军会师前夕，中革军委曾电令红6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熟悉该地区情况的贺龙认为，盘踞在那一带的湘西军阀陈渠珍和苗汉地主豪绅勾结， “受陈渠珍节制”的地方反动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并拥有万余枪支。红6军团孤军深入，情况不熟，一时难于立足。两军领导人会商后，决定“我二、六军团明日向龙潭前进，到酋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再“向凤凰、乾城发展”。25日，他们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②，并决定将黔东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两军现有的伤病员合编成独立师，留在黔东特区坚持，主力伸出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湘西北寻求新的发展。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中革军委在26日复电中，严厉地批评这个建议，指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③，坚持要红6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此时，两军团已向黔东苏区开进，未及时收到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27日23时，贺龙、任弼时又联名致电军委，报告两军团主力挺进湘西北，在湘鄂川黔几省交界处开创新根据地的进军方向，并说明不直接向乾城、凤凰地区行动的原因。④28日，贺、任等率主力向湘西北发动攻势。当晚接到军委26日复电。两军团领导人审慎研究后，当天以夏、贺、关、任、萧、王（指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萧克、王震——笔者注）联名致电军委，再次陈述利弊：“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之〔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⑤这三份电报特别是第三封电报，由两军团诸位领导人联名，并且把曾经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当时已改任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列在首位，是很不寻常的。这种意见集中反映了两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兵力、进军湘西北军事方针的正确依据，表明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正确态度。 对此，中革军委29日再次复电批评，重申既定方针：2、6军团绝对不应合并，仍应保持两个军团组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指挥；6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改编数天后应直向松桃、凤凰、乾城地区发展，创立新根据地；2军团则应背靠乌江，钳制印江、秀山之敌，向黔敌积极行动。利用湘敌大部阻击中央红军之机，向湖南大发展。⑥显然，这个复电既不符合战场实际，又没有考虑下级的合理建议。尽管红2、红6军团已表明“暂时集中行动”，“将来分开行动”，中革军委竟连一点机动的余地都不给前方指挥员，而指示的内容又自相矛盾：(1)来电说：“六军团可暂在苏区休息”。但这时，川、黔、湘三省国民党军已从四面向黔东苏区的中心地域合围拢来，扬言要将红军“追出黔境百里以外”，哪里还有供红6军团休息的苏区。(2)来电既令红6军团休息，令红2军团背靠乌江“向黔敌积极行动”，但最后又说：湘敌将移其大部抗击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2、6军团之环境如有改善，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其目的虽然是要两军团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是这是机械的，脱离战场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中央既然来电要他们“向湖南大发展”，任弼时、贺龙等从实际出发，当机立断，不去乾城、凤凰地区，而是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北进军。10月30日，两军团顺利通过酉阳，接着，连续急行军，向湖南龙山县的招头寨前进，11月7日乘虚占领湘西北交通要冲永顺县城。这样一来，两军团就摆脱了川黔军的羁绊，甩开了前来追堵的陈渠珍部，使疲惫的部队集结在永顺县城附近，获得了一周时间的休整。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2、6军团领导人决定集中兵力，诱敌深入，选择有利地形，伺机在运动中打好两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仗。11月16日，红2、6军团在永顺城北90华里的十万坪谷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了湘西军阀陈渠珍部1000余人，俘参谋长以下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枝，轻机枪10挺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军威大振。这是红3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6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局的转折点，奠定了两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创立根据地的可靠基础，也证明了两军团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向湘西北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 事实胜于雄辩。11月13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给夏、贺、关、任、萧、王发来电报，指示两军团应乘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这份电报最先表明中革军委已同意两军团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接着，16日，中央书记处给两军团发来电报，对建立根据地、肃反工作、特别是党政军的统一领导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书记，夏、贺、关、萧、王为委员的中共湘川黔边省委（即湘鄂川黔省委），两军仍保留2、6军团名义， “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贺龙、任弼时还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⑦ 11月下旬，贺、任等率两军团主力乘胜南下，途中接到朱德代表军委于25日发来的电报：“你们应该利用最后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的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的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两军团为取得协同动作，暂归贺、任统一指挥。”⑧这实际上表明中革军委最终完全同意了两军团领导人提出的军事方针。至此，历时一个月的两军团和中革军委的论争，最终以两军团领导人的正确建议为军委接受而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