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6-0087-10 以“二十年不谈政治”[1]467为职志的五四新文化派到1918年下半年，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刺激，逐渐突破思想文化的层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现实政治。这一迹象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已经显露，1918年12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在陈独秀的强力倡议下创办了时事评论类的周报——《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不仅体例上部分地延续了《新青年》，其精神内涵也与《新青年》保持一致，但它的出版周期更短，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也更直接和迅速。对于这一政治转向前后新文化派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变化，国内学界一向关注不多，惟近年来在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有所涉及。①本文在对《每周评论》时期新文化派的思想作一基本的史实还原的同时，主要在此语境中讨论新文化派政治转向的现实原因，它与思想启蒙意识的互动关系，新文化派老师辈与学生辈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新文化派激进成员政治转向时在共识之下思想取向的差异。 一、政治诉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思想关联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自然呈现出一派乐观的气氛。但很快，新文化一代新派知识分子便意识到战后于中国不利的诸多问题，而北京政府通过宣战所暂时掩饰的国内矛盾也重新凸显，不满的情绪开始在知识阶层中酝酿。1918年7月以后，新文化派所表达的有关现实政治的意见，时常在《新青年》上出现。尽管陈独秀曾经强调，论政并非《新青年》的宗旨，[2]180-181但并不能改变新文化运动本质上的政治目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显然太长，国际国内的形势似乎在逼曾经参与过实际政治的新文化派成员重上梁山了。 事实上，《新青年》一开始就不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卷的许多文章都是介于思想与政论之间的，而从第二卷第四号开始，像陈独秀的《袁世凯复活》，刘叔雅 （文典）的《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军国主义》，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第五号），虽然目标指向是青年及其思想觉悟，但内容上却与时事相关。第三卷中的《对德外交》（陈独秀）、《罗斯福国防演说》（李权时）则是典型的时事评论。一位叫顾克刚的读者注意到《新青年》关心时政的趋向，来信提醒编辑：“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教诲青年，当以纯正之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2]180-181尽管陈独秀在回信里，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指出知识分子在“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上，“安忍默不一言？”[2]180但《新青年》第四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陈独秀撰）外，几乎没有政论出现。不仅是政论消失，前三卷中的“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专栏也被取消。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出版之时，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公同担任”，[3]“不谈政治”显然是同人之间意见妥协的结果。但第四卷的六期杂志仅是《新青年》出版史上的特例。因为到第五卷，政论性的文章便接二连三地出现。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陈独秀不顾同人反对，以《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为题，又一次直面现实政治。不久，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新文化派大多数成员对政治的期望平地陡升。他们几乎集体出席由北大组织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几次“演说大会”，并发表政治性很强的演讲。随后，蔡元培、陶履恭（孟和）、李大钊的演讲词，《劳工神圣》、《欧战以后的政治》和《庶民的胜利》被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头三条。②而同期杂志上，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克林德碑》和蔡元培《欧战与哲学》也明显带有政治性。到第五卷第六号，这种势头依然有增无减。 在这里，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对新文化派思想转向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是“五四”前后《新青年》杂志关注最多的事件。[4]当然，关注仅仅是思想转向的前提。上述新文化派所有成员集体出席公开演讲看似偶然，却透露出他们在这一前提下的思想转向的动因。一方面，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值得庆贺，另一方面，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新文化派需要对国际政治大事作出及时的发言。而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整个世界的和平气氛，也的确激发了他们对于和平的憧憬以及原本存有的世界主义意识。早在1918年1月，高一涵就根据欧洲舆论的分析，预言说“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5]王星拱和胡适这二位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定主意不关心现实政治的人也忍不住发表了非常政治化的演讲。他们分别在《去兵》与《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讲演中呼吁“去兵”、“解决武力”。 一战后，对世界正义、和平前景的乐观情绪，也加大了新文化派对国内政治的新的期待。国际上的和平气氛与国内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的明显反差，使国内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地凸显，更关键的是，新文化派心理上形成的反差也许比实际的反差大。况且在新文化派的世界主义意识中，中国根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不随着世界形势而变化。于是，他们又一次直接批评起国内政局。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发表演讲：“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个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6]218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说得更为具体：近几年来他是“不谈政治的”，但面对“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总统令”，是“不得轻易看过去的”。他以为“大总统令”的下达是一种“国家干涉道德问题”，它必然生出三种政治，即专制政治、贤人政治和政教混合政治。而归根结底，这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③陶履恭（孟和）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中，对民初七年的共和体制表示失望。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专制”。他强调说，“现在要靠着我们自己救自己了，要靠着我们共同的活动造我们良美的生命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