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9-0063-09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有关他的生平、活动、思想的研究和评价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学术中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批判陈独秀始自192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八七会议”，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他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及其后来的错误正式做出结论。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了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和大革命中的表现，但全面研究陈独秀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20多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澄清了许多问题，也出现了若干争议。本文试就一些争议问题的缘起及不同观点作一介绍。 一、关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和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1949年后长时间内这一功绩却被忽视。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大陆则推重李大钊和鲁迅。1951年出版的华岗《五四运动史》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居，但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格登场的”，领导新文化运动的责任“不得不落在当时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李大钊肩上，以及在当时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格登场，但后来终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1] (P157、173)20世纪60年代初，孙思白等学者试图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与影响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但随后就有人提出：“陈独秀的文化思想、方向，始终没有超出旧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范畴。他对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不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硬要把陈独秀当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而加歌颂，这就歪曲了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真相。”[2] 直到1978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仍认为当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鲁迅，陈独秀根本就无资格和鲁迅相提并论。[3] (P484-48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首先对这个问题拨乱反正，恢复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将和旗手”的地位。有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的，是在陈独秀号召下兴起的”，“陈独秀是通过在组织上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而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时是一位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下，‘听将令’行事的优秀战士”。[4] (P313、319)但仍有少数人提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应是李大钊，[5] 或主张“李陈二人”论。[6] 笔者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应当考虑两点：其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政治示威运动虽是两件事，但有密切关系，评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在五四(示威)运动中的地位是两件事。其二，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后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在这点上李大钊的贡献无疑大于陈独秀，但前期新文化运动应以《新青年》的创办、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和以陈独秀为中心形成新文化群体相关。整体上看，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较为合适。至于胡适和鲁迅，同样应肯定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 二、关于“形式主义”与“全盘反传统” 对于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一直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存在“形式主义的错误”，即对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缺乏辩证的批判，认为“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数学者认为陈独秀猛烈批判旧礼教、旧道德，沉重打击了封建伦理文化，启发了广大青年的民主觉悟，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扫除了思想障碍并准备了文化土壤，同时也指出其存在“形式主义”即简单化、片面化倾向，在意识层面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伦理文化的消极影响。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两种新观点：一是强调陈独秀宣传个性解放对唤醒国人具有重要价值，且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并认为所谓“形式主义”的“简单化与片面性”不能视为缺点，乃是陈独秀思想深刻而“不复杂，也少有矛盾”、“相当的简洁和明朗”的表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必要的，与其深刻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舍此就没有深刻性，也没有战斗力”。[7] 另一种观点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提出新文化运动是藉传统之一元化思维模式全盘反传统的运动，陈独秀是全盘反孔、反传统的代表人物①。殷海光指出，陈独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的观点影响很大，但是错误的。“如果说必欲倒孔子才能实现民主，那末西方国邦必须扫灭基督教才能实现民主。但是，何以西方国邦之实行民主和信奉基督教各不相伤呢？”[8] (P154)大陆也有学者提出，五四时期激烈地“打倒孔家店”，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应予以反思。这就产生了如何看待陈独秀非孔和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有人反对把陈独秀说成“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指出陈对传统文化批判有过火、偏激之处，但没有全盘否定其历史价值，“与其说是批历史上的孔子，不如说是批现存的封建礼教，批当时的尊孔派”。[9] 陈独秀批判尊君为中心的礼教，抨击了复辟倒退逆流；批判三纲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据平等、自由、民主的原则论述了新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对于号召中国人民猛醒、觉悟、变革，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他也不全盘否定孔子，反倒认为对传统文化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10] 有人则认为：陈尽管不否认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儒学的历史作用，但在评判孔学在现实中的作用时则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无条件地扬西抑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显然是不科学的；[11] 这反映了五四批孔虽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不科学，认识这一点，有利于今天正视学术批评，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不能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分析，错误地批判传统会将现实引入歧途，更不利于建立现代化的思想基础。[12] 后者是立于现实反思历史。对此，丁守和指出：陈独秀之所以批孔，恰是因孔道不适合现代生活，儒家的尊卑贵贱、三纲伦理、特权人治是专制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复兴。[13] 这一争论蕴含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及其社会主流思潮的转向，也反映了世纪之交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其范围和价值已经超越了陈独秀研究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