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6-0108-06 著书立说，引经据典，古已有之，所谓言必称孔孟，大概是传统学理上的教条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中曾形成了热衷于引用马恩列斯毛论断的风气，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尤盛，这或许与《联共(布)党史》引用马恩列斯论断的篇幅很多、苏联曾规定文科学位论文必须有一定篇幅引用马列论断的影响有关。在历史研究中引经据典是否多多益善，合理抑或不合理？是否都是教条主义？似乎没有谁认真研究过。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论”之争，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因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方法论，引经据典很值得深入研究。 所谓经典，按照《辞海》的解释，一是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二是指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引申言之，也就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著作。无产阶级领袖所写的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著作，一般就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经典著作或经典。引用这些经典著作就被视为引经据典。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在一些历史研究中引用经典作家的论断，作为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依据，大概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把经典作家的论著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 亦即把经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典，达到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目的。如蒋伯英《走出困境的毛泽东——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书谈到，经历了中共建党最初几年对工人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实践，转而投身研究农民运动，使得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有了深切了解。“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了大量关于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为代表……”以下便介绍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内容，并对之进行了分析[1] (P6—11)。这种引经据典，是把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理论状况及其价值。上述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当时思想发展认识的代表作，如果不深入研究它们，就无从说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就无法真实叙述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正是具体研究分析了毛泽东这两篇文章，《报告》得出结论：“毛泽东上述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只有发动农民使之成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以达到革命胜利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标志着他的农民问题理论开始形成。这同陈独秀只在纸面上空谈农民问题而在实践中轻视农民的态度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1] (P9)。试想，如果不作深入具体研究和分析，作者就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样见地深刻的结论，正是研究毛泽东史、研究中共党史所需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当前，把近百种的毛泽东思想、言论资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这是毛泽东史、中共党史研究趋向深入的反映。从毛泽东史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思想、言论资料越多，研究就越深入。但是，有些研究者在这方面就显得力所不逮。如马玉卿等《毛泽东革命的道路》(以下简称《道路》)也将毛泽东的一部分思想、言论资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甚至将毛泽东的某些论著列为章节标题，但其研究的思想、言论资料不到《报告》的一半，这就成为《道路》浅显，《报告》精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逢先知等的《毛泽东年谱》上卷(以下简称《毛谱》)之所以是精深的，也因为在研究和著述中引用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言论资料。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的论著资料是毛泽东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然而，把经典作家的论著当作从事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研究、分析经典应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经典作家无论多么伟大，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他们的思想、言论也不都是十全十美的“经典”，其中，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或者有的是成熟的，有的是不成熟的。对于正确的当然要肯定，但是错误的、不成熟的也不必掩饰或回避，该否定的就应当否定。然而，如果不加分析地肯定或否定，就难以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比如，《道路》在论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说：“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已经初步形成”[2] (P233)。《报告》则指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及理论，但“尚未脱落以城市为中心夺取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传统模式”，只是开始向“城市中心论”挑战，为以后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架设了一条通道”[1] (P205)。这样一比较，可以看到《报告》研究“经典”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而《道路》尚未做到实事求是、一分为二。 第二，引用、研究经典是有一定条件的。对研究毛泽东史来说，研究、分析毛泽东的思想、言论资料，是越多越好。而研究中共党史，虽然也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言论资料，但并不是说研究中共党史引用毛泽东的论著越多越好。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史，不是个人史，如果研究中共党史只研究引用毛泽东的论著，只突出毛泽东一个人，就会用毛泽东史代替中共党史，也就没有党史、集体史，而只有个人史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书，章节标题都是“毛主席”如何，都是“毛主席”的一篇篇论著，这种党史书严重违背历史，是彻头彻尾的唯心的东西。对于研究中共党史来说，毛泽东的思想、言论资料必须研究，但只能作为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要研究中共各个时期的历史文件，中国共产党的众多领导人、机构组织、决策过程以及各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资料，甚至还要研究人民群众、党外民主人士的思想和言论资料。唯此，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