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魅力在于通古今之变，温故而知新，这就首先要求历史必须是真实的，才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但令人困惑的是，根据当年的档案和文件，以上的观点，毛泽东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是基本赞同的，说过相同或类似的话，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正确解读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力求还原历史是本文探索的目的。 “二个一切”，在正本党史书上均说明，这是毛泽东与王明在1938年政治分歧的主要点，是王明右倾错误的纲，也是毛泽东与之作斗争的核心部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二个一切”并非王明专利，而来自共产国际。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季米特洛夫根据远东局势的新发展，中日力量不对称的对比，以及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二个一切”的口号。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当时毛泽东无论从组织原则还是思想上，都是拥护的。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里，就明确地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① 1937年11月29日王明正是肩负贯彻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任务回到中国。12月9—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核心部分就是“二个一切”，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会议记录表明毛泽东明确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②，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③ 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正式将“二个一切”写进文件里，成为全党必须执行的新政策。毛泽东作为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对此没持异义。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表态：“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参加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对党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④ 所谓统一战线与“党的工作”主要就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二个一切”。至于毛泽东的表态是违心，还是策略上的需要，可以继续探讨，但从组织原则上讲，毛在二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态就意味着他同意这个抗日新政策，并为此应负有领导和执行之责。 其次，“二个一切”是有三个前提条件(或者称为基本原则)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二个一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迄今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这点上，毛泽东与王明的态度和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没有分歧。中共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为此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12月21日王明等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与蒋介石面谈时，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两党发表共同纲领等，蒋表示同意。随后成立了两党委员会，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4人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等4人组成。12月26日，两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4天(30日)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几经磋商，于1938年春协商定案，后因国民党方面的原因，没有成为正式纲领。但它和中共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被国民党所采纳，写进了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第二个条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共提出过多种方案，主要有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事宜；或将国民党变成革命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又保存其独立性；或另外组织革命联盟，各党派均参加进去；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将其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⑤ 为了表示共产党的真诚抗战，中共中央、毛泽东甚至表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内发展秘密组织等。⑥ 第三个条件是参加抗日联盟的各党派保持其独立性。这方面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耳熟能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在《论新阶段》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专节也为大家所熟悉，但王明的有关言论却鲜为人知。1938年2月王明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与记者的谈话批驳了国民党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溶共”的企图，鲜明地指出国共两党合作与保持党的独立性是统一的。国民党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并且企图用武力加以消灭，并宣扬“一个党”的理论，实际上是使中国回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使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⑦ 王明在同年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作了阐述：“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存在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有三点：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由各方代表组成的由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⑧ 长江局根据这些原则对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对于主义、信仰不想限制各方；对于各党派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存在。⑨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再次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既说不上某一党投降另一个党的说法，也不应有某一党压迫另一党的事实，更不应有某一党并吞或消灭另一个党的企图。⑩ 因此笼统地说，王明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指责有失公允。 最后，毛泽东对“二个一切”由赞成到批评是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完成的。历史研究必须精细，在微观研究中更应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对“二个一切”的批评不在10月中旬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进行，而到11月5、6日快一个月后在作结论报告中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有资料显示，在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时，还对“二个一切”持肯定的态度。(11) 之所以到11月，即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改变立场，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远因是中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二个一切”，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有近一年的实践。这个时期虽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期，国民党、蒋介石也表现出极大的抗战决心与进步，但在以上三个前提条件(基本原则)方面却令中国共产党人失望，这为毛泽东反省“二个一切”奠定了基础。近因与毛泽东9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天，也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之日，毛泽东亲笔致书蒋介石。写信的背景是抗日战争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将放弃武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国民党内投降、妥协势力将抬头，这将直接影响蒋介石的抗战信心，从而使中国战场可能发生极不利于抗战的变化。另一方面，日军战线延长，因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是稳定蒋介石，促使他坚定抗日的决心。为此，中共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和王明分别致信蒋介石。毛泽东致信蒋介石全文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