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问题与国共和谈

作 者:
张皓 

作者简介:
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张皓(1964— ),男,贵州德江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在国共两党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运用了战犯问题。无论是战犯名单的公布、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还是北平和谈中关于这一原则的灵活执行及对桂系的争取,都是为了击破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攻势及企图,明确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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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6-0069-07

      战犯问题,是战略决战阶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探讨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的实质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学术界尚未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①,本文就来探讨,向专家学者请教。

      一、从战犯名单的宣布到严惩战犯原则的提出:明确内战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12月25日,“陕北权威人士”宣布了一份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43人榜上有名。这份名单“以CC与中统为中心的党务人员,复兴社与军统系统,政学系与四大家族”为基本范围,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残害人民”② 为标准,包括青年党、民社党党魁在内。

      显然,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辽沈决战已经胜利、平津与淮海两大决战结果已见分晓和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宣布这份名单,有两大目的。

      其一,是“确定竟应由谁来负责内战”③。这是关于内战责任谁属争论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却竭力把责任推到中共身上。1947年1月29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对中共拒绝和谈之声明全文》声称,国民党政府为和平对中共的“全面攻势”“一再忍让,委曲求全”,而中共不但拒绝“政府派遣代表前往延安商讨恢复和谈之提议”,而且要求“政府必须首先同意其所提之恢复去年1月13日以前军事位置及废除国民大会所通过之宪法,此无异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大会皆受制于共党,一惟共党之命是从,将置中华民国与人民于何地!”④ 这份文件竭力论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合理性,将内战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叶青就声称:“很明白,共产党底军队或其称兵据地行动假如是合理合法的,政府打它便有战争责任可言,但是共产党之有军队根本就违反民主,触犯刑章,不是革命,其称兵据地纯属叛乱行为,那么政府打它就是应该的了。要说有战争责任,须由共产党担负。如果共产党没有非理非法的军队,没有叛乱行为,政府还打它吗?会有战争发生吗?”⑤

      国民党政府显然颠倒是非,用当时竭力调停内战的中间人士梁漱溟于1947年6月7日发表的《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就可印证:

      我说我早就觉察到,中共方面是非打不可了。其“非打不可”之意念,实决于去年双十节之次日(10月11日),政府军攻占张家口之时。如我你所亲见,6月一整月之和谈,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事例甚多,不暇枚举。7月初,以苏北等几个小问题交付陈诚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商谈(马歇尔不参加)。必要中共再让一步,方肯把6月份所协议者签字。那时中共却是坚持不让。坚持到7月12日无结果。14日蒋主席上庐山,苏北就大打起来了。从7月半到9月底,两个月有半之期间内,从苏北以至冀热察遍处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区各大据点,几乎全被政府军取得。此时纵或不说是政府军在实际上具有压倒优势,至少亦可说是政府军在声威上具有压倒优势了。乃末后政府竟还想要拿张家口,中共便不想再忍。所以9月29日周恩来从上海送备忘录致马歇尔转政府,警告政府不得进攻张家口;进攻张家口,便是政府决心破裂,从此无可再谈。他们这句话不是随便说底,实具有决心。乃政府终于不管不顾而拿下张家口。并且于高兴之余,同时宣布了国大准期召集开会。——这是10月12日的事⑥。

      这段话表明,国民党政府步步进逼,要求中共按照它的条件来“和”,否则武力解决。中共忍无可忍,只能“非打不可了”。既然事实如此,周恩来在回答因何而宣布战犯名单的提问时就自然指出是要明确战争责任问题,蒋介石也立刻意识到中共的目的“就是要把过去一切的责任诿诸本党”⑦。

      其二,是针对当时“和谈”之风的必然结果,表明不与战犯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解放军1947年6月底发起战略反攻、10月10日宣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后,美蒋玩起“和平”。1948年3月1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提议,既然军事上不可能消灭中共,那么“今天中国大多数非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是如何能与共产党人成立解决办法,这项办法留给非共产党分子以最大的政治控制权力”⑧。12月中旬,蒋介石宣称要致力于“和平”。22日,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组成新内阁,声称要追求“光荣的和平”。24日,白崇禧也通电要求和谈。

      与此同时,一部分社会人士要求和平解决国事。梁漱溟就说,他发表《中共临末为何拒绝和谈》的主要目的,就是“劝共产党要与各方合作而不要打”⑨。此后,他又要求国共双方“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⑩。

      对两种不同的“和平”要求,中共给予不同的回答:对美蒋的予以坚决回击,指出必须“要把战争打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直到取得最后胜利”(11)。对于人民的必须满足,因为“人民要求和平,我们不和,岂不是脱离了群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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