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6-0050-07 从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3个年头，其间共完成了10个五年计划，今年开始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在此期间，一方面是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比1952年增加了52.5倍，我国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剧烈的变革，经历了两大转型期：一是1953年至1978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型并力图完善它的时期；二是1979年至2005年，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断完善它的时期。而作为指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计划管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本文则试图通过历次五年计划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关系，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的历史经验。 一、十个五年计划中的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关系 从我国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党和政府的认识水平和管理经济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历次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来看，仍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制约因素，其中最重要因素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的关系。 我国从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始终是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第一目标的。“一五”和“二五”计划是以15年左右实现工业化为目标；“三五”、“四五”、“五五”是以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是以“翻两番”、20世纪末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为目标；而“十五”、“十一五”则是以到本世纪中期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目标。而体制变革、政策调整以及对外技术引进和开放等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从10个五年计划来看，在处理速度与平衡的关系方面，速度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平衡则始终是紧张的平衡甚至是不平衡。 实现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两大阵营对立和战争威胁下，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超过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速度，才有可能存在和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型发展观和战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发展观可以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为代表。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从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以前，对于中国来说，人口多、底子薄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压力，都使得中国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在1951年至1955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即反映出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在1954年就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资本主义可以去掠夺殖民地，我们要靠自己；资本主义开始是搞轻工业，我们一开始就搞重工业；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① 毛泽东也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和最迫切任务。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③“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④ 邓小平还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⑤ 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则由过去急于求成调整到比较切实可行。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党的经济发展目标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既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反过来又促进了急于求成的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成为1978年以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批评的那样：“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能行呢！”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