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党史部门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二卷本)时，在认识与分析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有些难度。分歧往往缘于看问题角度不同，所以不主张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我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仅供同志们研究和编辑时参考。 二卷本的时间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共29年。对这段时期的总体评价，要领会胡锦涛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一开头讲的我们党在85年历程中干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经28年艰苦斗争，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胡锦涛总书记说：“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二卷写的，是完成其中第二件大事的时期。对这个时期作总体评价，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指导思想：第一，在这个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二，这个时期作为我们党85年历史中的一段，三件大事之一，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一伟大功绩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也不能回避，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所以，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许多同志觉得这段历史难写，也主要难在对“如何认识、分析、撰写错误”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围绕这一点有许多问题要讨论，我仅就如何分析这段时期党犯错误的原因和正确体现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谈点看法。 讲错误，一是弄清错误内容，二是分析犯错原因，目的是总结教训，避免重演，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怎样分析原因较好，是主要从个人品质、人事矛盾入手；还是多从社会环境、时代局限着眼？我赞成后者。原因，一般包括客观、主观两方面，即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析客观原因，重要的是分析当时环境、历史条件的作用；分析主观原因，就是要找出失误的思想根源，即在哪些根本问题上认识发生失误，以至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所犯严重错误主要有三：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些错误都是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原因也很复杂，要具体、细致地分析。由于篇幅及水平所限，这里只作些粗浅分析。 一、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原因的分析 相关的历史概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日夜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加快建设速度，而且是加快、加快、再加快。为此，他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全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作出了极大努力。但对如何才能加快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于是形成了这一段曲折又不失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8年中期的冒进、“反冒进”、批评“反冒进”开始，经过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直到1958年至1960年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共历时五年。其间在理论与实践上，成功与挫折、正确与错误错综交织。但总的说，这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整个过程，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违背科学方法，不但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段教训，必须认真总结。分析其原因，我认为以下几点要讲清楚： (一)毛泽东为什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 这是讲事件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毛泽东头脑中有两点很明确：一是认为建设速度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二是认为当时具备了高速度的条件。这两点想法并没有错。 为什么说建设速度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道理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敌视、封锁和禁运。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在我国前面差不多好几个世纪。这意味着，若我们不能比他们更高速发展，将永远赶不上他们。倘如此，何来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言？又如何抵御外来挑衅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由此而言，建设速度于我国确是生死攸关之事。正是这种深刻的忧虑，使毛泽东在三大改造接近完成、特别是完成后，就迫切提出加快建设速度问题。1957年底，他提出“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是这种心情的集中体现。此前，他在1956年8月30日党的八大预备会议讲话中带着强烈感情说：我们“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以及此后他在1963年9月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特地增写的“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这些，都生动反映出毛泽东对我国长期在世界上处于经济落后状态，以及能否迅速改变这种状态的深刻忧虑和不安，也生动反映出他下决心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要与以前欺侮、压迫我们的西方列强试比高低的豪迈气概和坚定信念，其急迫之情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