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立惠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化”思潮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表现为三民主义儒学化、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不同的路向，有着不同的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路向，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重构了中国文化结构，重塑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国新文化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摘自《郑州大学学报》2006.6.38~42 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 ——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 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210097） 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40年以后的恶性发展对这一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赤贫化，知识者沦为平民，对社会底层的感性体验促使知识界民粹主义倾向的急剧扩张；贫困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一度因民族危机而获得各种社会力量广泛认同的国民党政权疏离。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使社会分配两级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从而使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经济平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这种转变既见证了也直接影响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的人心剧变与政局演变的动向。 摘自《重庆社会科学》2006.8.65~70 农民与国家三十年的历史博弈 王江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建国初期国家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次改造的历史功绩是帮助国家转为迅速地建立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和工业产值迅速超过农业产值的国家经济体系。但是这些伟大成就是付出更为重大的代价而取得的。农民在被改造的同时也在悄悄改变、制约着国家和社会：1.最典型的选择就是不作为、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俗称“磨洋工”。2.在30年的时间中，中国农民以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速度增加了4亿多人口，使建国时的4亿5千万人口翻了一番，形成将近10亿人口的庞大基数，这个历史事实的严重性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的。3.20多年的集体化并未促成农业的工业化和科技化。4.数量庞大的、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农民仍然受小农观念、乡村习俗和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会通过种种中间环节，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摘自《兰州学刊》2006.9.117~121 “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 耿化敏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党史系，北京 100872）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运动指向下，各级妇联遭受了组织冲击，妇联组织的存废也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受夺权风暴和全面动乱的影响，至1968年革委会新体制建立前后，全国妇联实行了“军管”，地方各级妇联亦陷入解体状态；妇女组织体系的摧毁和革委会体制的缺陷，使妇女工作弱化，同时也彰显了妇联组织的重要性；随着1970年后中央在妇联组织存废问题上的态度由模糊不定转为明确的整顿健全，妇联自上而下地完成了从基层至省级的组织重建，但由于在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上难以澄清是非，全国妇联的组织重建未能完成。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5.76~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