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6 ）08—0097—08 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存在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对于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众多专家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然而，如果不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作一历史的考察，则难以从根本上来讨论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虽然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差距自近代以来就已存在，但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却与西方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二元化现象不同，它不是一种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经济社会现象，而是一系列行政举措造成的，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结果。其中，针对城镇居民的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对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粮食计划供应制度这个角度来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制度的形成作一历史的考察，以期为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953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是由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它的推行，使国家在当时粮食产不应需、供不应求的状况下，保证了粮价乃至物价的平稳，保证了居民低水平的粮食消费，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① 但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制度，尤其是通过建立将农业人口排除在外的、严格的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将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城乡差距扩大了，并由此开始逐步把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从而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切断了城乡之间的市场联系 粮食市场是联系城市与农村的重要纽带，虽然这一纽带受到产需与供求关系的影响相当脆弱，但市场的自动修复功能使之能保证城乡联系始终存在。而粮食的统购统销一方面对农村生产的粮食实行统一收购，另一方面通过取缔私营粮食商业、改造私营粮食零售店、对城市居民与工商业用粮进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也即对城市的粮食消费实行计划供应，割断了城市与农村的这一联系。 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在1953年夏秋国家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情况下紧急出台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0—1952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和国家掌握的商品粮数量都在逐年增加。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36年3000亿斤的9.3％；国家掌握的商品粮在1951—1952年度比上一年度绝对数增加了20％以上，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也从18.7％增至20.4％。② 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对粮食需求的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需矛盾与供求矛盾凸现出来。1952年下半年开始，粮食形势就在发生变化，国家购少销多，逆差不断扩大。到1953年夏秋，粮食的购销矛盾更为尖锐，销售量在迅速增加，而收购量却不能完成计划。1953年9月份的粮食收购量只完成了计划的80.11％，10月份进一步减至72.17％；而同期销售却分别完成了计划的118.47％和120.42％。③ 粮食购销矛盾反映在市场上，就是出现了私商到产粮区利用变相提价、拦路收购的方式争购、抢购粮食甚至到粮食供应点或国营售粮店抢购粮食的现象。在一些洪涝灾区和小城镇社会秩序不稳定，有的地区有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店排成长龙争购粮食。北京、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已严重不足。 产生1953年夏季粮食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解放后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自身消费粮食大量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 1949 年全国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人均为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每人平均增加74斤。1952年全国农村人口为50319万人，共增加粮食消费量370多亿斤。④ 这就是说，建国以来增产的粮食， 相当一部分被农民用于自身消费和储备，属于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国家实施的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方向的工业化战略大大提高了对粮食的需求，致使粮食增产的速度赶不上工业增长的速度。从1949年到1953年，粮食生产增加了46.9％，工业生产则增加了100％。 ⑤ 重点建设的一些工业城市粮食销售量增长更为迅猛。 如鞍山1953年粮食销量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多，抚顺增加了三倍多（见下表）。大规模工业化 1950—1953年五城市国营粮食部门销售量变化情况表 城市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 上海 100— 151.56217.22 天津 100 100.78117.08148.52 北京 100 115.44182.47218.10 鞍山 100 138.74204.51315.02 抚顺 100 227.92365.59422.53 （资料来源：潘静远：《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意义》。见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国家过渡时期的粮食问题》，财政经济出版社1954年版，第49页。）建设的展开还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剧增，1949年全国城市人口只有5765万人，1953年增加到7826万人，城市人口比例从10.6％增加到13.3％。⑥ 这些增加的人口，大都来自农村，其粮食消费也从过去的生产自给，转而需要国家供应。再一个方面，因经济建设和发展工业的需要，经济作物产区迅速扩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其他缺粮农民达到1亿人，他们也都需要国家供应粮食，仅1953 年国家返销农村的粮食就多达317亿斤。⑦ 就商业部门的工作来说，国民经济恢复后，市场渐趋平稳，而“三反”、“五反”后市场一度萧条，商品积压，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部门盲目乐观，提出压缩库存、挤出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错误措施，进一步助长了粮食紧张形势。⑧ 此外，粮食自由购销时期实行的牌价、市价价格机制使得国家难以为继，牌市价严重脱节，牌价控制市价困难增大，市场控制的成本难以承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究其实质，粮食形势紧张乃是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与落后农业之间矛盾的一次尖锐暴露，⑩ 也是国家计划与市场关系紧张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