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 （2006）—0041—09 2006年初，温家宝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1]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等战略领域做超前部署，[2] 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高度重视和关怀。然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战略地位却来之不易，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它走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一 以毛泽东、 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科学实验、物质生产、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1940年2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3] 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4] 的战略目标，明确指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发展基础科学对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新中国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独创性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尚未开展，原子核物理学、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5]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并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学规划）。在制定这个科学规划纲要（草案）的过程中，关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一项，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我国科技发展处于初创阶段，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有大量的科技问题亟需解决，发展应用科学是当务之急，不应再牵涉精力开拓别的领域。也有人认为，建国初发展应用科学是对的，但理论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的基础，绝不能放松，也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应该正确处理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周恩来从中国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4](p.183) 1959年4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6] 1963年，毛泽东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上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7] 他强调“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8] 1962年底，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组织对12年科学规划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大体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50年代中期的水平，某些重要的基础学科得到发展，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展迅速，为以后科学技术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2～1963年，在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主持下，国家科委又编制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规划中规定的在1972年以前就要实现的五大目标之一，就是要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填补这方面重要的空白和充实薄弱部门。[9]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许多科技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受到批斗，大量图书资料遭到查抄以至毁坏，许多科研设备和实验室被砸烂，管理制度混乱，一些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等受到毫无道理的批判，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步履维艰。周恩来对这些现象深感不安。1966年9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周恩来要求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10] 1970年，周恩来强调，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搞点基础理论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11] 可惜，周恩来的指示在当时难以贯彻执行。特别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的“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教育路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成为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精神枷锁，许多知识分子被戴上诸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复辟基础”、“理论至上”的帽子。 “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有了转机。1972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希望我国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7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杨振宁时表示完全赞同他的建议。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又说：理论不提高，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感兴趣。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10](p.533) 杨振宁的建议也得到毛泽东的称赞。[11] 14日， 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参观团和美籍华人访问团时，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他还对陪同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p.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