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5—0084—07 50年前召开的中共八大，以开创性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载入史册。八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规划。八大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概念，但它通过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执政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系统思考和全面阐述，事实上从宏观层面和战略高度初步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框架。 一 总战略：以苏为鉴，在实现“第二次结合”中，“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战略”一词是指“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1]。本文使用的“总战略”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原则和总体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所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2]，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共八大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从国内看，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除了从马恩列的著作中获得的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因此，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虽然党也曾有过“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正确地利用苏联的经验”的考虑[3]，但由于对苏联经验先入为主的肯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对于斯大林所怀疑的“第二个铁托”或“半个铁托”的顾虑[4—1]，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了中共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成了“我们的最好的先生”[5]。在别无选择也难以选择的情况下，仿照这一模式，中共在建国初期迅速建立了一套以高度集权为特征、同时带有显著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客观地说，这种体制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对于集中全国的全部力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在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五”计划末期，它也逐步暴露出了一些固有的弊端，并日益演化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和障碍。不打破教条主义，对这种弊端加以认真的改革，就难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国际上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 苏共二十大上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赫鲁晓夫在大会即将闭幕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模式的弊端。特别是对斯大林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个人崇拜、滥用党和国家重大权力所犯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共运内部“唯书唯上”、“思想僵化”的沉寂局面，开启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闸门。当时，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赫鲁晓夫报告中的积极意义，把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看作是“一场‘解放战争’”，认为“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4—2]，“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并郑重提出，以后“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6]。在1956年3月12日至4月4日不到2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3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2 次中央书记处会议，深入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我们的应对之策[7—1]。在4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再次鲜明地提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2]。紧接着，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他又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8] 总之，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羁绊和障碍，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大解放，都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以苏为戒”，独立思考，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和愿望出发，中共八大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战略和执政党建设方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谋划，初步构筑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 经济发展战略：以“建立先进的工业国”为目标，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体制 八大在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9] 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意味着党的工作重点要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从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为党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 （一）确立“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发展目标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不懈追求。早在1945年4月， 毛泽东在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时就曾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0]1954年6月，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必要性时，他又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1] 正是出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八大义无反顾地确立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发展目标[9]，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 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7—3] （二）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 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也就明确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1956年8月，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提出：“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三分之一讲建设。”[12—1] 循着这样的思路，八大郑重宣布：“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9] 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确定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八大的历史性贡献之一。据笔者对八大文献的研究和统计，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报告中，共有16处使用了“生产力”三字；有416 处使用了“发展”二字，其中涉及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多达211处。由此可见八大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