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辉 林玉军 王长松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发表文章《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文章写到，宋辽金元是中国古代“城市革命”的重要时期。主要表现为：在城市空间上，由封闭到开放，由坊市制制转变为厢坊制；在管理制度上，宋代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府属都厢为标志，出现了个案建制城市。辽金元则以拥有专门行政管理机构诸京警巡院、路府节镇录事司、防刺州司候司为标志，出现了更多建制城市。在此基础上，金元时期形成了联系密切、分布有序的古代城市体系。 史金波等在《河北学刊》2007年第4期发表专题讨论文章《异军突起的黑水城文献学与宋辽金元史研究》。该专题由5篇文章组成，其中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各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做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耿元骊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发表文章《宋代劝农职衔研究》。文章写到，秦汉以来随着统治者对农业日益重视，逐步建立了制度保证体系。宋代的州县长官以及路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等都以“劝农”入衔。转运使、提点刑狱、一定级别的知州带“劝农使”衔，通判等带“劝农使”衔，知县带“劝农公事”衔就是这种制度保证的体现。通过对540余衔名实例以及80多篇“劝农文”的考察可以看出，宋代官员带“劝农”职衔后的任务是教化民众，不误耕时，察举官员，处理田讼。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这种制度的建立，在意识形态宣扬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在现实行政管理上的需要。 韩毅在《中国科技史杂志》2007年第2期发表文章〈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的应对——以宋代政府诏令为中心的讨论〉。文章写到，历代政府对耕牛和马都给予了保护性的政策。两宋时期，耕牛和马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与运输工具，由于国营牧监的南移和饲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疫病的频繁发生和流行，从而引起了宋代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宋代政府诏令为中心，探讨宋代牲畜疫病的流行情况及特点，牲畜疫病的病因及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战争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分析和梳理宋代通过政府诏令对不同时期发生的牲畜疫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同时，还探讨北宋和南宋政府在牲畜疫病应对上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与两宋时期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 余蔚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发表文章《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文章写到，出于南宋初年军事行动的需要，宋政权建立了多种管理数路兵马防务并兼管民事的机构。其中以制置使和宣抚使为长官的机构，在绍兴五年之后，已在四川、京湖和江淮地区形成较稳定的辖区范围，并成为辖区内最高军事民政长官。但是，通过剥夺监司和总领的权力，其在民事和财政上的职权于绍兴五年之后一直呈现逐渐扩张之趋势。制置使和宣抚使是宋政权加强军事防御的产物，但它们增加了地方行政层级，导致中央集权的力度减弱。文章并讨论了与制置使、宣抚使相关的其他制度，分析了四川、京湖、江淮三大制置使、宣抚使辖区的区别。 何玉红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发表文章《“便宜行事”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文章写到，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