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从“祭不越望"到“行祠”林立 按照早期儒家的观念，人们的祭祀权力与其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礼记·曲礼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① 统治天下者可以祭祀所有的神灵，诸侯只能祭祀境内的神灵，一旦失去土地的统治权，也就丧失了该地神祇的祭祀权。这是一种将现实世界秩序与虚拟世界秩序重叠并给予整齐化的观念，用春秋时期楚昭王的话来说，就是“祭不越望”。② 不过，这种观念或原则在对人们祭祀对象加以规定的同时，也限制了信仰世界神灵传播的可能性。既然人们只能按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供奉与本地有关的神灵，那么神灵就无法超越边界，因而大部分神灵最初只能是地方性的。③ 当然，现实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想中的观念或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某些非礼祭祀，如越望之祭、越份之祭，遭到一些传统维护者的批评。东汉末还出现了单个祠神广泛传播的现象。例如，汉初助汉室平定诸吕、立文帝的城阳王刘章死后，在其封地内立祠祭祀，其信仰连绵不断，至东汉后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④据王沈《魏书》记载，当时奉祀刘章的神祠共有六百多座，推动该信仰的群体除了巫觋之外，最重要的可能是商人。⑤ 不过，笔者在翻阅宋代以前的传世文献、出土碑志、敦煌文书时，很少见到这类违背“祭不越望”原则的现象。常见的祠神信仰的范围一般在与祠神有关系的地区，人物神在与其生前有关之地区，山川神须是山川所在之地。这是宋以前祠神信仰的大致状况。 越望之祭的大量出现应该始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不仅有东岳那样在官方推动下行祠遍布的事例，也出现了受民间支持的蜀中灌口二郎神和梓潼神“似乎割据了两川”的现象，⑥ 神祇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走向他乡已经很常见。这种情形在宋代文献中的反映，便是与“祖庙”、“本庙”相对的“行祠”、“别祠”、“行庙”、“行宫”、“别庙”等用语已十分普遍，官私所修方志“祠庙门”，也经常提到某某行祠，首都临安的方志更有“外郡行祠”一目。⑦ 说明宋代已有相当数量的祠神信仰走出其源发之地，向其他地区，甚至向首都传播，拥有一定数量的信众之后，在他乡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祠宇，形成新的信仰中心。这些外乡来的行祠遍布各地，影响甚大，通常能够得到传人地民众和官方的认可，以至官修的《咸淳临安志》需要为之单立一目。 应该说，从“祭不越望”到“行祠”林立是中国民间信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变革之一，也是唐宋变革中民间信仰世界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对此，国外学者贡献比较突出，较早的是祁泰履（Terry Kleeman）对梓潼神的研究，他指出梓潼神的传播与南宋末年的四川移民、道教有密切关系；⑧ 韩森（Valerie Hansen）对宋代的四位地区性祠神——五通、张王、天妃、梓潼做了全景式的分析，认为新庙宇的增加是沿水路推进的，地区性祠神的崇拜最先都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行商和任职于外乡的官员是其主要支持者和传播者，祠神信仰传播是商业革命在信仰世界的反映。⑨ 最近，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针对韩森的观点，提出信徒和宗教人士在五通信仰传播中的作用不亚于商人，并谈到朝圣信仰中心对信仰传播的重要意义。⑩ 这些见解从各自的具体研究对象、视角揭示出宋代祠神信仰传播的某一方面，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例如，信仰传播与唐宋变迁中商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是否如韩森、万志英所说的那么直接，商人不仅向顾客推销他们的商品，还顺带推销家乡的神祇？佛教、道教人士在传播祠神信仰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出于什么动机？商业经济之外，唐宋变迁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引发的交通路线的变革对于信仰传播的路径、行祠的分布有何影响?等等，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以张王信仰为例，尽可能多地搜集文献资料，分析各个行祠的传播动力、路径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对上述问题重加检讨，希望能得出关于张王信仰传播的可靠结论，并对认识整个宋代民众祠神信仰传播有所助益。限于学力，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乞方家赐正。 二 张王信仰及其在南宋之前的传播 张王信仰起源于江南东路的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祖庙在军治西五里的横山之上。(11) 所崇奉的神祇张渤，或说是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或说是武陵龙阳（今湖南常德东）人，“欲自长兴之荆溪凿河至广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将半，俄化为异物，驱役阴兵。夫人李氏见而怪之，遂隐形遁去。居民思之不已，即横山立祠以祀之，祈祭不辍”。(12) 据说庙宇初创于汉代，一直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 到南宋和明代，张王信仰曾盛极一时。宋代张王被加封为最高的八字王（或八字真君），信众称之为张大帝，形成了一个以张王为中心的神祇群体，先后受封赐三十余次，受封神灵达43位，行祠散布于江南各地；明代南京城由太常寺官员祭祀的十座最重要的神祠中便有张王庙。关于张王信仰的文献资料也相当丰富，不仅散见于各种文集、方志、笔记、碑刻资料集中，宋人周秉秀还编著了一部专著——《祠山事要指掌集》，书中保存了大量官方文告、碑记、灵应故事，反映了宋代张王信仰真实情况。(13) 客观地说，就单个宋代民众祠神信仰而言，关于张王的现存材料应该是比较充分的。笔者根据上述材料，一共钩稽出75座宋代以前（含宋代）的张王行祠。（参见下文）鉴于民众祠神信仰兴废不常的特征，笔者只能肯定这些张王行祠在某个时期内曾经存在，而不是说其建立之后一直得到地方民众的信仰。此外，当时张王信仰以广德为中心，遍及两浙、江西，乃至湖南、福建地区，但只有一部分行祠被文献资料记载并保存下来，笔者钩稽出的75座不可能是宋代张王行祠的全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