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籍帐制度源远流长，是历代王朝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制度之一。在经历安史之乱的重创后，唐代租庸调制迅速瓦解，中国古代的籍帐制度发生重要变化。随着以土地财产税为中心的两税法的实施，“以丁中男为对象的，均一的租调役来征税的理念下的计帐，完全转变为异质而复杂化的帐簿体制”，① 从而开启了唐后期至宋新的籍帐制度。 长期以来，围绕宋代户口统计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户口研究的推动下，宋代籍帐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②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然而，由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加之宋代制度的复杂多变，以至有学者认为，宋代户籍制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明确、一贯的官方规定和缺乏统一性。③ 迄今为止，宋代户口统计籍帐制度仍有一些问题未能搞清，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宋代的户口统计籍帐，主要涉及五等丁产簿、丁帐、税租簿帐、保甲簿和赈济户口统计帐五种，其中又以五等丁产簿、丁帐和税帐最具代表性。本文试以这三种籍帐为主要对象，围绕户口统计，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代籍帐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便正确认识唐中叶以降中国古代籍帐制度的变化。一管之见，有待方家指正。 一 五等丁产簿始设年代考辨 宋五等丁产簿又称五等版簿。论述五等丁产簿，不能不涉及五等户籍制。关于宋代五等户籍制的确立时间，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然分歧较大。日本学者柳田节子认为明道二年(1033)的仁宗诏书始确立五等户籍制度。④ 中国学者梁太济则认为五等户籍制的颁行时间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至乾兴元年（1022）这9年间，明道二年诏书规定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1034）为首次执行撰造五等丁产簿的年份。⑤ 这一问题牵涉到宋代五等丁产簿的始设年代，不可不辨。 在探讨宋代五等户籍制时，首先应该考虑户籍制的历史继承性问题，关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制度对宋代户籍制度的影响。其次应当重视当时的法律规定。法典文献是籍帐制度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法律有时不一定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它毕竟是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 在入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唐律、令、格、式仍是当时有效的法律形式。《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1载：“国初，用唐律、令、格、式外，又有《元和删定格后敕》、《太和新编［格］后敕》、《开成详定刑法总要格敕》、后唐《同光刑律统类》、《清泰编敕》、《天福编敕》、周《广顺续编敕》、《显德刑统》皆参用焉。”⑥ 上述众多法典都在宋初行用之列。建隆四年（963）修成《宋刑统》后，仍然参用唐式、令。窦仪在《进〈宋刑统〉表》中云：“请与式、令及新编敕兼行。”⑦ 其所云式、令，就是唐开元二十五年（737）所订。即使到了天圣时期，“令文尚依唐制”。⑧ 既然北宋前期用唐令唐制，我们在研究北宋户口统计制度时不应忽略唐令唐制的参考价值。1998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原以为失传的修撰于天圣七年（1029）的宋代令典《天圣令》。《天圣令》今存后十卷，其记载户口统计制度的《户令》已佚缺。然而存世的《田令》、《赋役令》、《杂令》有关条文却给我们以重要启迪，如《天圣令》卷22《赋役令》载宋令第9条： 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外（升）降户口，即作五等定簿，连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贫单身者闲月）。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以此为等差，豫为次第，务令均济。簿定以后，依此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⑨这条令文为我们了解宋初五等户籍制提供了重要信息。关于《天圣令》的编撰，“凡取唐令为本，先举见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⑩ 换言之，在修订《天圣令》时，将业已行用的五等户籍制修人新令文中。因此可以断定，五等户籍制并不始于天圣七年。《天圣令》卷21《田令》载宋令第2条曰： 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 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各以桑枣杂木相半，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此条田令所规定的以五等分户课种树木制，也并非是天圣七年新定，乃是承袭了建隆二年诏书的规定。早在建隆二年春，太祖曾“诏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11)开宝五年（972）《沿河州县课民种榆柳及所宜之木诏》又日“仍按户籍高卑，定为五等”，(12)从中可以看出宋五等分户制是一以贯之的。早有学者指出，户分五等五代后晋时就已出现。(13) 晋高祖天福七年（942）十一月，“以所在禁法，抵犯者众，逐开盐禁，许通商，令州郡配征人户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14) 后周也曾实施户分五等制。作为新建立的政权，宋代的户籍制不可能完全摆脱前朝的影响。 《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条载：“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别定升降。从之。”“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显然是承袭了五代的户籍旧制。问题是究竟用唐九等制还是后周五等制，必须做出选择。宋太祖采用了五等制，户籍仍定为五等，以家资财产多寡分高下。《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载：“诏诸州版簿、户帖、户钞，委本州判官、录事掌之，旧无者创造。”此诏规定诸州的版簿等文书由判官和录事参军掌管，如果原无版簿等文书，则造之。“版，户籍也者，汉之户籍，皆以版书之。”(15) 可知“版簿”乃沿旧称，实即户籍簿。综上所述，宋初沿用唐制，三年一造户籍，户籍簿制度早已存在，有些州可能由于五代战乱等原因致户籍簿散失亡佚。五等分户制从建隆元年起就作为宋代主户的户籍制度而存在。建隆二年太祖诏令课民种植，不过是重申了后周显德时期的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