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在《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发表文章《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文章写道，在和平建国及收兵权的基础上，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出现了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的荆南模式；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朝廷做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的吴越模式；既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的漳泉模式。宋政府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级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 陈峰在《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发表文章《北宋御辽战略的演变与“檀渊之盟”的产生及影响》。文章写道，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檀渊之盟”。“檀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张全明在《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发表文章《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文章写道，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其转变为第三个寒冷期的时间不是如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承竺可桢所说的北宋前期，而是在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建中靖国元年前后，该地气候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在当时每一段温暖期与另一段寒冷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周期中，每一个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周期内都有若干个气候暖、冷交替变化的短周期，甚至在每一个短的气候暖冷变化的周期内还有一些特别偏寒冷或偏温暖的年份。 戴扬本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发表文章《北宋初期转运使制度的演变》。文章写道，转运使是北宋地方行政制度设置之一。从北宋立国之初的诸类转运使，到确立并完善路一级地方行政设置，经历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文章对太祖和太宗时期转运使制度演变过程的史料进行了详密的梳理和分析，就有关地方转运使设立的时间、先后步骤、太祖和太宗强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基本思路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文章认为，转运使制度的设立，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来加以考察，作为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与传统的“杯酒释兵权”的解释相比，始终按照“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针，协调地方行政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宋政权亦籍此成功地避免了重蹈五代时期政权短期更替的覆辙。 包伟民在《文史》2007年第2期发表文章《宋代的城市管理制度》。文章写道，城市是人类不同于乡村的一种居住形式，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国家多采用与乡村相似的方法来管理城市。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成长，更多地展现其与乡村相异的特性时，国家就会制定出一整套适应城市特点的行政制度来管理它们。历代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城市的行政管理制度也有演进。唐宋之际，城市形态巨变，国家的城市行政管理因此形成一种新的体制。制度的嬗变有其深刻的原因，并不一定与王朝周期相吻合。两宋以降，都市发展，州县城市形成两级基层行政体制，比较符合管理的需要。期间名称或有更变，实质性变化不多。两宋时期城市的坊厢两级制度得以长时间维持，正在于这一原因。 刘森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发表文章《元钞“钞本”初探》。文章写道，元代纸币发行中的“钞本”，是研究元钞的性质首先应解决的问题。元代的钞本，广义上包括金银之本和用作经营本金的纸币两种，狭义上指用作发行本金的金银。至大三年（1310年），印刷的钞本正式出笼，“钞本”由金银演变为纸质印造，使银本变成了形同虚设的纸币本金。此后，元代币制大坏，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加剧了社会政治、经济局面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