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7)02-0080-05 义役诞生于南宋初期，指“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1] (P139)即由多位应役户联合出田或出资买田，并按户等排定役次，以田产供当役户承役。其初衷不可谓不善，但至南宋后期却发展成为一大弊政。义役之弊学界已多有研究，本文的立意在于探讨义役如何自其良好初衷衍变成扰民弊政，而取意的角度，则是将义役视为社团来考察。 一、义役的含义及其历史渊源 关于义役的性质，学界一般将其定性为一种役法或制度。① 但“义役”一词在史籍中使用时具有双重含义，如以下数例即非“役法说”所能解释： 经界扦量之事固未易言，结集义役之图不妨渐举。[2] 弋阳近岁凋弊日甚，自其(柴景望)到任，极意爬梳，结立义役，以革纷争卖弄之弊。[3] 倘不及时团结义役，则作伪诡寄以自利，尚气者纷纠，前功尽废。[4] 以上数条中的“义役”与“结集”、“结立”、“团结”等词相连，显然是指社团组织。由于义役是民众集资以供轮差役户，所以它首先是指一种承役的役法。但是在贯彻这种役法的过程中，民众是以联合成众的方式集资，所以其承役主体是民众联合而成的社团，“义役”一词也就自然地在役法上又衍生出“社团”这一层含义。事实上宋代已经有人明确将其定性为社团，并称之为“义社”： (王自中)尝以差役为风俗害，率同志为义社，第赀产以定役次，由是乡闾息争。[5] 明确了“义役”尚具备社团含义后，我们便获得了观察义役的一个新的角度。 关于义役的历史渊源，学界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熙宁七年(1074)时推行的给田募役法。② 其法为政府出钱买田为“募役田”，[1] (P132)以田谷收入募人为役，最初源于西安县(今浙江衢州)，于该年下诏行于诸路。而从会社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买田承役，还是结社应役，其历史渊源皆可大为提前。 东汉建初二年(77)出现的《侍廷里单约束石券》表明，早在东汉已经出现结社买田的行为，此处“单”义为社团。尽管该单结社买田是为供应社祭，但由于社祭与徭役同样是官方指令的任务，故其可视为南宋义役的滥觞。而到了东汉晚期，则正式出现了结社买田募役的行为，而且类似行为至少有三起。中平二年(186)的《昆阳都乡正卫弹碑》载有“结单言府”、“囗为民约”、“临时慕顾，不烦居民”；《鲁阳都乡正卫弹碑》云“记弹之利……囗弹，国服为息，本存子衍”，“上供正卫，下给更践”；《酸枣令刘熊碑》记有“劳苦不均……以门为正，以卒为更……为作正弹，造设门更”。前两个“正卫弹”是为应“正卫”之兵役所结，后一社是为应“更卒”之徭役所结，其方法都是地方政府号召民众集资买田，以田谷收入代役，再由政府募人应役。[6] 三碑所载结社应役之法，其年代和方式均与“侍廷里单”十分相近，之间应有渊源。它们与宋代官方的给田募役法基本一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义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创办的结社应役行为，民间性是其历史创新之处。 二、义役作为社团的合理性 古代赋役制度至宋出现了重大变化，即原由民户承担的兵役、劳役改由政府雇募，而差役则发展成为宋人的沉重负担，其中重者可使承役者倾家荡产，这成为宋代一大社会问题，义役就是民间为应对这个问题形成的对策。由于创办初期具备社团通有的公平原则和自愿原则，义役一度发挥着较为良性的影响。 义役的良性功能在首创的金华(今浙江金华)义役中表现十分明显。吕祖谦为其发起人汪灌所作墓志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始君(汪灌)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谋曰：“吾乡之人，非父兄则子弟，顾哄于役，隳恩弛义，为耆老羞。职是嚣竞者，追胥科繇之惮耳。率为里正，一岁长短相覆，亡虑费三十万。吾侪盍自实其赀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众裒金以畀当役者。役之先后，视其籍；金之多寡，视其等。他日户有升降，则告于众而进退之焉。名虽役而实仰给于众，尚何惮？”众杂然称善，即日立要束，无违者。既又以裒金之烦也，则众割田百亩庾之。约成，登其书于县，而各藏其副于家。岁三月，乡众咸会，击豕酾酒，旧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礼而退。自绍兴己巳迄于今几三十年，西山役讼不至于公门。[7] 汪灌发起的这个义役，有汪灌与诸大姓共同组成的固定成员，有“定著役之差次”的成员名册，有众人约定而成并分正副二式分藏于官民的“要束”，还有先议“裒金”后“割田百亩”而成的公共财产，更有每年三月定期举行的隆重集会，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团组织。之所以结立义役，是因为鉴于里正催税导致乡里“隳恩弛义”，同时也看到承役者对“追胥科繇”易损财力的恐惧，所以寻求一个“名虽役而实仰给于众”的两便之法。由于该义役是针对里正役而设，承役者皆为财力相近的地方大姓，同时又细分财力等级，按等出资，充分体现了社团的公平原则。由于其为民间发起，并无强制性，参与者均为自愿加入。这些民间社团独具的优点，使之避免了官方强制且一刀切的不合理性，从而达到了役讼近三十年不至公门的良好效果。 当然，公平并不代表完全平等。义役内部也有管理者，但他们多为推选产生。宋儒孙应时在家乡余姚(今浙江余姚)乡居时组织的义役，就拥有多名管理人员，其产生过程在孙写给余姚监丞施宿的信中有所反映： 年来所至，民物凋瘁，役户绝稀。惟义役略可救之，然议者多不主此说，未识仁侯以为何如？某居乡，每辄以此劝邻曲而不敢强，今所居一都稍稍乐从，渐欲就绪。且先推一名徐宗广者抵替见役保副，截自三月旦为始，敢为封纳其状，且令径拜庭下。其余保正及税长名次一面排结，当以面呈。倘可领略，仍稍示主张之意，益当有继为之者。[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