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1-0014-07 金王朝于1115年建立后，经过四五十年的巩固与发展，至世宗、章宗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公元1234年，终因不敌蒙宋军的联合进攻，金朝灭亡。自金末以来，就不断有人探索金国覆亡原因，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前人诸说略做梳理和评议，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金亡诸说评议 1.天意、天命说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1190-1257)在他写的丧乱诗中，有的述及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已陆沉。”[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是说朝廷对北方来犯者毫无戒备，而金兵又缺乏战斗力，导致金国败亡。元好问有多处把金亡原因归结为天意。如：“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1] (卷2，《学东坡移居》)都是说国家兴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里不作探讨。元好问一生坎坷，对家亡国破有切肤之痛，立志以修史为己任，对金亡原因应有深刻的见解。然而，由于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观念，也许囿于这种故君故国之思，所以在论及金亡原因时，把它归结为天意。 后来，明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国之兴亡，天也，人力不与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数年，北灭辽，南蹙宋，西破夏，并至吴越荆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 “是岂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传之子孙百余年，敌国已服，境内已宁，文恬武嬉，将骄卒惰，失去昔日的强盛。“天方相之，则举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命去之，则合天下之师不能抗。”[2] (卷7，《金主如蔡州》)明人虽无元好问的故君故国之思，也把解释不清楚的国家兴亡说成是天命。 2.“分别蕃汉”、非“尽行中国法”说 稍晚于元好问的刘祁(1203-1250)在《辩亡》一文中集中表述了对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认为，贞祐南渡后，宣宗“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又说：“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3] (卷12)在他看来，女真与汉人的矛盾、对立及女真汉化不彻底是导致金国最终土崩瓦解的根源。其实，刘祁说的“分别蕃汉”之弊，是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问题，有的王朝确实亡于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发的农民起义，然而金朝不是。 至于说金国不能“尽行中国法”而导致亡国，更难成立。就辽金元清而论，女真、满族的汉化程度远远高于契丹、蒙古，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还批评哀宗说：末帝(指哀宗)“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又说哀宗“用术取人”，“闇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因此一遇劲敌而亡国。[3] (卷12)刘祁对哀宗的指责也嫌苛刻。金朝后期，颓势已定，哀宗无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哀宗纪》说，哀宗“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矣”。还有清人论哀宗说：“古今人主无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简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4] (卷15，《哀恼来山辞》)同样表达了对哀宗的同情。 3.“金以儒亡”说 《元史·张德辉传》载，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其责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来，金元之际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一说，而金亡仕元的张德辉则持不同看法，并据理说服了忽必烈。 近来看到有文章批评张德辉是答非所问，认为“金以儒亡”的含义是指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并非说金国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尽管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时和后来论者对这句话的诠释，不过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句式来看，是把辽金亡国的原因分别归结为崇佛和尊儒，这里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学、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汉化。尊儒与汉化有联系，却不等同。张德辉反驳“金以儒亡”的说法不无道理。 4.成吉思汗伐金(1211)说 《金史·承裕传》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率兵南伐，与金军战于宣平的会河川，大败金军，入居庸关，金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于是役”。这是就一个具体战役所引发的后果而论的。 5.“金以坏和议而亡”说 清人赵翼在《金以坏和议而亡》一文中说，金朝末年，蒙古围汴，哀宗遣使出质乞和，蒙古已退兵，而飞虎军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后转以不和自误”。[5] (卷28)因此，金以和议而亡。这也是一个具体事件，恐难说它是构成金亡的根本原因。 6.贞祐南迁说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的《归潜志》一目中，有两处批评刘祁的金国因分别蕃汉而亡的说法，认为“国势所趋，人习便安，即使得志，亦恐不能尽革其旧，故此不足为金人讥”。并说，“惟宣宗一败之后，即迁汴都，为大失计耳”。又说，刘祁“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轻弃燕都，而摭拾浮谈，亦为非要”。[6] (P984-985，《归潜志》)李慈铭认为，金国因宣宗轻弃中都、南迁汴京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