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6)06—0005—11 一 引论 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是对地方文化发展作一个清楚的研究与描绘，好了解为什么虽然中国只有“一个教育”，而它在各地方所表现出来的面貌却又有许多的不同。关于地方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关系研究，近年来已经很多，特别在日本，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所推动的宋史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便是系统地研究科举和教育对地方文化发展的影响。① 在美国，许多人很早便指出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更有许多学者努力研究地方家族与教育及文化发展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的已经发表，有的还在撰述当中，② 但是由于美国学术界的蓬勃，这些人的研究方向已经在世界各地产生影响。 宋代以来，由于南方兴起，中国文化的多面性逐渐浮现。南方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的不同。唐代以前，中国文明可以说是由北而南的流传历史③，但是南方在与北方或儒家文明的接触过程当中，毕竟也表现出它的一些本来就有的、或许不是文字材料上可以找到的特质。这些特质支配着他们接受儒学或儒家价值时所呈现的方式。教育方面，这种情形更为显著，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传布价值、进行价值之间的冲突或对话的过程。地方历史的发展和特色到了宋代可以说表现得十分清楚。中国史家们也都觉察到这样的情形。 我在1992年发表的"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yang,Fu-chien,1000-1400" (《宋元福建建阳地区的道学教育》)一文尝试从福建建阳的文化发展来考察教育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文中指出④，建阳的道学教育可以说是朱熹一手开创的。这个地方，传统上受到佛教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在接受儒家的教育和价值时，其展现的特色不免受到佛教的世界观和生命观的影响。但是由于福建佛教的生命力主要是表现在它的经济实力上面，对佛教思想的影响比较有限，因此没有真的支配了它与道学之间的竞争，也因此道学思想相对地可以很容易穿透福建的知识生活。这是建阳文化发展的特色，也是建阳地方历史的特质。 政府对各地方所采取的政策也左右了地方教育的发展。例如建阳地区，由于地属福建，而福建被认为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因此在科举上常常享有特殊的待遇。政府这样的政策自然影响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有相同或相似的政策考虑的。 地方上的重要学者当然会对地方文化的发展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建阳，因为是朱熹活动的地方，因此它的地方士人的团体的组成方式固然影响了朱熹对“士人”的功能和作用的思考，也因此反映了朱熹思想的特色。 中国各地，由于幅员广大，地域的差距十分明显，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事。中国教育史的丰富和多面性因此也会从这种多面性，或说多元性上面呈现出来。我这篇文章希望通过描绘宋代吉州地方的教育和学术的关系，来找寻它的发展特色，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面貌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宋代吉州的文化发展必须从宋明道学的发展谈起，因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宋明道学的兴起在宋代社会造成很大的冲激。⑤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它所兴发的学术及思想，缔造了全新的面貌，并在其后一千年的中国社会绵延不绝，是一个全新的学术传统，让中国地方的社会文化面貌彻底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是如何发展的？在制度及社会文化上又是如何相互制衡及互为因果的？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很显然的是宋元以降，中国知识界受到科举制度及印刷术的影响，逐渐能在更广大的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同时，社会及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教育的发达。另外，宋朝政府又提倡教育，鼓励士大夫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事务，所有这些使知识分子得以享受更大的发言权，从而在议政及参与国是当中提出许多知识上的新见解。宋明道学兴起的历史渊源不能不追溯到这一系列的改变。 宋明道学传播的最重要工具自然是书院。朱熹是众所周知的先驱，他领导了书院的运动，使得书院制度成了地方教育的主干，历千年而不衰，一直到20世纪的初年才被现代教育所取代。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以“书院”或“精舍”为名，有教学之实的教育机构就超过8000个⑥，可见书院在朱熹以后就变成了中国地方教育的中枢机构。其影响深远，自不待言。 书院制度及道学教育的内容在各地区的发展过程自然会因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经济背景而异。地方文化当中的价值系统更会与道学的价值和思想产生相互依傍而最后逐渐道学化的现象。上面所谈到的福建情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宋以来，佛教在福建的影响深远，而寺院的经济力量也十分庞大。宋明儒学在朱熹的领导之下，必然与福建地区的佛教势力产生相互的冲激和互动。福建的道学因此就带有其特别的面貌⑦，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所谓濂、洛、关、闽之学，以及目前很多人都注意的湘学⑧，其形成的过程都与各地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乃至民间信仰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