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 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111-08 厢军是宋朝的常备军，是宋朝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基本武装力量之一。但旧史对厢军所固有的军事职能并未注意，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自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民以劳敝。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1] (卷156《兵考八》)《宋史·兵志》亦谓：“(厢军)虽无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2] (《兵三》)后世学者对此多不加深究，因袭成说，大率把厢军界定在“役兵”、“杂役军”的范畴内，忽视了厢军作为军队所固有的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军事职能。对这一问题，目前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宋朝厢军的日常驻守、宋朝军事制度及对内对外战例诸方面，对宋朝厢军的军事职能进行尽可能详尽、系统的阐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军队建设中，将军队划分为禁军和厢军两大系统，以禁军为核心加强军队建设，并利用厢军中的高素质兵员补充禁军，成功地实现了对厢军这一“藩镇旧兵”的改造，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军事基础。但厢军作为“诸州之镇兵”，分布于全国各地，与禁军之间存在着互动和互补的关系①，其军事职能仍然存在，并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 《宝庆四明志》指出：“国初收天下劲卒，列营京畿，南征北伐，率从中遣，故惟三司卒称禁军，州郡止有厢军镇守。”[3] (卷7)这是对厢军军事职能的高度概括。北宋时期，厢军是镇守各地的常备兵种之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州兵”是宋朝沿边及各地戍守兵力的组成部分，例如定州路“置本路驻泊马步军都部署以下兵官，以州为治所，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军。本路置州兵及朝廷遣禁旅更戍外，又领乡军、义勇，总五十八指挥，凡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人，咸隶之”[4] (《前集》卷16上)。在宋代史籍中厢军被称为“州兵”的情况很多，这里所说的“州兵”指的正是厢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厢军的防御和戍守职能。 关于厢军的防御和戍守功能，宋朝的大臣也有不少议论。庆历三年(1043)六月，范仲淹指出：“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以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必增气。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平寇之期可卜也。”[5] (卷141“庆历三年六月甲子”)庆历四年(1044)，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中分析了处于“沿边、次边”的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共计十九城在地理上的重要军事意义和兵力部署情况，指出“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5] (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范仲淹、富弼的议论说明，陕西、河北的厢军同禁军一样，也具有镇守地方的军事职能。 厢军在各地戍守的具体情况也有不少零碎的记载。例如：(1)真宗咸平五年(1003)，“于环、庆等州厢军马步军六千余人内选材勇者四千五百人，付逐砦屯防，以代禁兵”[2] (《兵八》)。(2)仁宗庆历六年(1046)，郑戬知并州，兼并、代、泽、潞、麟、府、岚、石沿边经略安抚使兵马都部署，“时甲马隶麾下者凡十二部”，郑戬“自往训励，并无武锋精兵”，于是“复阅厢军，精勇者得三千人，迁补清边，声其数为十万，以夸戎人”。这三千厢军精勇成为郑戬备边的骨干，于是，他暗地里将数万戍兵遣还京师，使“众获休息，几减边费半”[6] (卷36《文肃郑公墓志铭》)。(3)神宗熙宁年间，因“河外多旷土，上遣带御器械王中正募民为弓箭手以实之，用省戍兵。转运使赵子几因上兼募厢军策，而不较廪给之费”[5] (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癸卯”)。熙宁五年(1072)十月诏：“熙河路依缘边四路例置横烽，遇贼入境，递相应接，其在蕃部地者，即以厢军守之。”[5] (卷239“熙宁五年十月辛丑”)(4)哲宗元符二年(1099)，“访闻厢军戍平夏多被贼钞掠，惟以逃亡关报住请给”，于是朝廷下诏要求“平夏城等处厢军未知存亡，仍支请给，如及三年即住支”[5] (卷518“元符二年十一月壬辰”)。由此可知，平夏城也有厢军戍守。以上例子说明，在北方和西北沿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厢军被用于戍边，与禁军相参屯防，执行戍守等军事任务。其中的精锐可以代替原有的禁兵。 需要指出的是，厢军戍边并不是个别地区或特定时期的特例，而是北宋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厢军是北宋对外防御中仅次于禁军的常备军事力量。同时，内地厢军也具有很强的镇守职能，具有潜在的威慑力。例如，仁宗时，“盗起京西”，房州“素无兵备，民凛凛欲亡去”，新任知州陈希亮“以牢城卒杂山河户，得百人，日夜部勒，声振山南，民恃以安，盗不敢入境”[7] (卷75《陈希亮传》)。熙宁十年(1077)，宣抚司提议，“广源州初为州，须兵防拓，乞依熙、河、沅州例，配罪人为牢城。诏出自淮以南州军配罪人，并配广源州”[5] (卷280“熙宁十年正月己卯”)。显然，广源设置牢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拓”。 南宋时，厢军仍然具有戍守职能。例如，宋孝宗时，知夔州王十朋向朝廷提出西路马纲“并用厢、禁军，贴以吴璘正兵”的一个重要危害就是削弱了厢、禁军的镇守作用。王十朋说： 又夔峡为四川门户，长江上游，正赖此曹守御控扼，以壮天险之势。然土狭人稀，厢、禁军类多缺额，诸州每以招填不足为忧，重以出戍于夷陵，防秋于诸处者非一，所存无几。若又役以牵驾，疲于往来，以无几之卒伍，应无穷之马纲，非惟耗费钱粮，妨废教阅，正恐州郡空虚，因致意外之患，非细事也。[8] (卷3《再论马纲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