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1—0036—11 籍贯观念指的是地域社会在士大夫意识中的反映，是士大夫的地域认同观念。宋代士大夫的地域意识大致可分官方登记的户籍、祖居地与郡望三个层次。宋人户籍观念比较淡漠，但有关官员选拔和管理的相关制度中，依据户籍形成的地域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宋人的祖居地观念依旧浓厚；而郡望这种反映地区性贵族政治、文化优势的地域意识，逐步被宋代士大夫们全新的政治、文化格局观念所取代。宋人的籍贯观念可作为我们观察唐宋间社会转轨的一个视角，下文将对此略作分析。 一、户籍观念 “籍”，《说文》谓之“簿书”，是国家形成以后，出于控制和动员人力、物力的目的，登记统治区内人口的文书。个人的“籍”由此形成。“贯”，是指居住地。《汉书·元帝纪》：“间者阴阳不调，黎民饥寒，惟德浅薄，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颜师古引应劭注“贯，旧居也”[1] 280。由此可见，“籍”和“贯”分别反映个人在国家簿书上登录的居住地及其实际居住地两种情况。 最初的“籍”有登记个人身份资料的“名籍”与合户多人的“户籍”之分，而“名籍”最早出于“户籍”[2] 1。殷商至春秋，由氏族组织统御基层社会，故以“名籍”登记从军者即可；春秋中期以前，国家控制的主要是每家的正夫，也就是家长，“籍”所包含的内容只是“正夫”的个人身份。随着国家控制的人口从每家的“正夫”延伸至全家，登记全家人口的“户籍”也就出现了[2] 23-26。 无论是“户籍”还是“名籍”，均要登记居住地，因此，最初的“籍”与“贯”是合一的。“籍”与“贯”的分离，首先源于西周以后的社会变革，血缘组织被国家力量所破坏，国家不必依靠氏族，而是依靠户籍登记控制与行政机构管理并行来统御基层社会。由于人口时有流动，国家需要不断地登记户籍，才能保证民众户籍与居住地相符，于是在制度上也作了相应规定。自秦开始，凡迁徙者须“更籍”，并依靠三年一次的户籍核实，保证人口附着于土地，纳入国家管理。秦汉之交的社会动荡，造成大量人口迁移。国家户籍编订无法即时登记人口流动，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分离，随之产生“籍”与“贯”不同的现象。历次战乱带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使户籍登记流为具文，户籍因此不能反映实际居住地。 隋唐以来，门第消融，科举成为国家取士正途，国家开始以行政力量整理地方社会，户籍管理得以强化。但是由科举制度所形成的是更为中央化、并且失去地方基础的士大大群体，他们的地域观念仍没有以户籍观念取代郡望观念。而在日益平民化的社会中，户籍甚至不能代表士人的居住地。突出表现是士大夫逐步向中央两京地区聚集。许多人改易居住地，子孙后代也定居于此①。自唐代中后期起，士人科举取解不再受籍贯限制，许多士子因此不在本籍取解[3] 43。同州、华州因取解便利，士子聚集，被称为“同华解”，“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4] 1323。士人以别州为籍贯，并非离开乡里，只是改易户籍，以求更容易通过发解。户籍标志居住地的功能，对许多士人已经不再适用。五代延续唐以来以户籍认定发解资格的惯例，然混乱尤甚。后唐时，众多士人居然都以京兆府洪固乡贵胄里为户籍应举[5] 282。户籍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士人的居住地，士人当然也就缺乏由户籍形成的地域观念。 宋代士大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6] 12，户籍观念依旧淡漠。确定个人理应由户籍反映的居住地，对宋代政府来说，却是与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以及司法等行政密切相关的。宋代士人科举发解和官员差遣，认定籍贯均是第一步。此外户籍在司法行政中也十分重要，例如徒刑、流放，其等级依道里远近分为数等，计算的起点就是犯人的户籍登记地。而犯人遇赦减刑，亦是以户籍为据。“命官因罪编置，每遇大赦，合量移一分，自本贯州军至贬所，计地理为分数。”[7] 4124 宋代延续自唐代以来户籍管理之制而有所更革，认定籍贯的标准有二，即田产、祖墓。 户籍登记的依据之一是田产，而非居住地。唐代均田制度瓦解后，民间地产买卖活跃，宋代则更甚，由此引起的户籍更动，文献记载反映很多。宋代登记户籍称作“贯籍”、“占数”、“占籍”等，皆是取缴纳赋税之意。北宋初以殿中丞致仕的李夤，卸任后随其子李虚己到洪州赴任。因爱洪州山水秀丽，“欲占数为是邦之民，买田一廛，筑室百堵，编名户版，输税公上”[8] 卷六，416。改易户籍，便要在此地购买田产，缴纳赋税。北宋人徐积说：“学士大夫起自远方，羇旅仕宦处于中州，皆东西南北之人也，岁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问舍，遂为中州人者多矣。”[9] 887 宋代规定，有田产者，即可认定为本籍。科举考试中，户籍认定亦据地产。真宗景德二年(1005)，龙图阁待制戚纶上书论贡举，强调发解必由乡里，方能考察士子行实，而许多士人却于解额高处购买田产立户，借以从此地参加发解试[10] 卷六○，1351。天圣七年(1029)，卢州人王修在开封府祥符县买田十八亩，其弟王济遂以开封为户，以兄王修为父，参加开封发解。另一名试子王宇，也以王修的户籍参加发解。朝廷针对此种情况下令：“如旋置田土，妄召保官，寄立户名，罔冒乡县，一事非实，许人纠告。”[7] 4499造成当时士人采取这种入籍方式的原因是，天圣四年(1026)，对寄贯——也就是临时在开封府居住而在开封府应举的士人资格，加以严格限制[7] 4498。康定元年(1040)，再次对士人以购买田产改易户籍的行为作出限制，凡典买田产，必须经所属州军核实[7] 4504。但是仍未奏效，于是嘉祐三年(1058)，朝廷明确规定士人改易户籍应举分三种情况，即随父任官改易户籍、购买田产获得户籍和卖出田产失去户籍[7] 4272。这里后两种户籍更动的情况，皆与田产变化有关。南渡以后，版籍混乱，士子确认户籍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绍兴二十二年(1152)，殿中侍御史魏师中上言指出当时许多士人借父兄任官，于辖境内购置田产，改易户籍，参加发解考试。淳熙四年(1177)三月三日，特下诏“淮南、京西人户，有产业，如烟爨实及七年以上应举，即许依贡举法收试”[7] 4522。通过购买田产获得户籍，是士人举子到解额较宽地区应举的办法之一，可以看出，当时以此改易户籍是法律允许的。采取买田落籍于他乡，似乎成为当时士大夫更改籍贯的惯有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