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济在《文史哲》2006年第5期发表文章《“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章写到，“官家”是宋代皇帝最为流行的称谓。从“天子”到“皇帝”，再到“官家”，称谓的变化，反映出“君权神授”观念的某种微妙松动，包蕴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时代信息。“官家”这一称谓在宋代的流行，事实上已多少把“官家”视为职业分类而与“农家”、“渔家”、“酒家”等等置于同一层面。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有了宋太祖君臣“关于天下何物最大”的讨论，才有了天下“道理最大”，“不以天下奉一人”的朝野共识，从而明确了皇权应置于“道理”制约之下的理性定位。 范学辉在《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发表文章《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文章写到，“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新贵集团取代留用的后周旧臣的重要举措。从这一宋初政治演变的主线索来看，石守信等大将集北宋开国元勋与后周旧臣于一身的复杂性，是“杯酒释兵权”得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宋太祖和赵普之间的相关争论主要不在于要不要解除留用诸将的兵权，而是在什么时候解除他们的兵权，即时机的把握问题；宋太祖在禁军中用以取代留用的后周大将的新贵群体，是由他亲自创建和指挥的嫡系部队殿前军中的亲信们所构成，包括其嫡系部下和亲兵卫士两部分。宋太祖一朝禁军指挥权的转移，呈现出由留用的后周大将向宋太祖的嫡系部下转移，再由宋太祖的嫡系部下向亲兵卫士群体转移的明显轨迹。 杨天保在《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发表文章《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文章写到，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经历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都很重要。 张金花在《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发表文章《宋代女性经商探析》。文章利用宋代文人文集、笔记、小说，结合正史相关资料，对宋代女性经商加以特别关照。分析了女性经商的主要形式，总结出她们经商的主要特征，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认为宋代女子同男性商人一样活跃在城市乡村各级市场中，宋代妇女已经部分地脱离家庭走上社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 竺小恩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发表文章《论宋代服饰的儒雅化趋向》。文章写到，以往的服饰史论者过多地强调宋代服饰的保守和封闭。其实，儒雅化才是宋代服饰最重要的特征。在宋代，无论士庶服饰还是军戎服饰，都具有明显的儒雅化趋向。宋代服饰文化之所以走向儒雅化，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不仅提高了文臣地位，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这是宋代服饰文化趋向儒雅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原因。二是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构建是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的深刻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因。宋代服饰文化儒雅化不仅是对唐代开放、热烈、张扬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服饰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