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6）04—0127—07 南宋晚期，周密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1](卷11《道学》)。永嘉学派之中坚叶适亦云：周程之学，“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2]264 他们深切地体察到那个时代的思想脉搏和学术倾向，所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较之以往，乾道、淳熙年间确是理学传播史上的黄金时代。李心传云：“自秦桧死、学禁稍开，而张忠献公为桧所忌，谪居连、永间者十有余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学为可用。然桧之余党相继在位，国论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荣辱贵贱累其心者，乃克好之”[3](卷5《晦庵先生辞免进职状》李心传按语)。张浚是高宗朝的元老重臣，以他的人望对当时的士宦风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孝宗即位后，对各种学术派别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但并不摈斥理学，相反，在其登基之初，在大臣的影响下，他似乎非常快地接受了理学的说教。乾道三年（1167）刘珙对孝宗论圣王之学，说“盖天下之事无穷而应事之纲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动于意气，而私欲萌焉，则其纲必弛而无以应夫事物之变。是以古之圣王无不学，而其学也，必求多闻，必师古训，盖将以明理正心而应万事之纲也。此纲既立，则虽事物之末，千变万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4](卷46) 刘珙此论与后来朱熹之说宁宗如出一辙，是理学之所理解的内圣外王之学。孝宗对此亦极称善。在朝廷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的庇护下，这一时期，理学名家辈出，步入辉煌之境地。朱熹、张栻、吕祖谦影响尤大，时称“东南三贤”。“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5](卷51《东莱学案》) 全祖望在此又以陆九渊为彼时学术巨子，事实上，以上四位新儒学巨匠主要的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 一、金华学派的传播 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吕氏家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他们前后相继，形成了独特的吕氏家学传统，那就是调和斟酌，平易近切。“以关、洛为宗，旁稽载籍，心平气和，不立崖异。”[6](卷434《吕祖谦传》)，这在以排异端，斥俗学为己任的南宋理学中是别具一格的。全祖望称誉道：“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5](卷51《东莱学案》) 早在乾道二年（1166），吕祖谦便开馆授学。乾道五年，添差严州教授，知州事恰好就是张栻，两人久仰对方高名，此时相见，共同交流治学心得，彼此钦佩不已。在张栻的有力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精心制定了一套严州书院学规，教养了一批学人。第二年，吕祖谦又被朝廷从严州召还，出任太学博士，讲学于中央最高学府。乾道八年，吕祖谦任秘书省正字，主试礼部，于众多考生中独识陆九渊。称象山“淳笃劲直，辈流中少见其此。”[7](卷7 《与汪端明》) 陆九渊则赞东莱“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8](卷5《与吕伯恭》) 吕祖谦对理学在乾淳之际的扩展有推波助澜之功。淳熙二年（1175），他曾入闽拜访朱熹，在朱熹的“寒泉精舍”留住十余日，共同编定《近思录》，此书按专题收录北宋以来理学名家的精辟论述，对理学的传播贡献很大。当吕祖谦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抵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调和朱陆之间的理论分歧，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这就是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事不仅在当时传为美谈，而且在理学发展史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吕祖谦对理学传播的最大贡献。淳熙六年（1179），吕祖谦协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应朱熹之请，作《白鹿洞书院记》。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素以“杂博”著称，相对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而言，表现出鲜明的折中调和色彩。他既与朱熹友善，又与陆九渊相契甚深。这在同时代的理学家中是一独特的现象。在思想及其一般表述上，吕祖谦兼取朱、陆的痕迹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兼容，同时将理、心作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较为浓厚的二元论倾向。他首先确认了理之存在的普遍性，将遍在的、为万物之存在原因的理作为世界的本原，本体的理统摄现象全体，是万物之终极统一的原点。在这种认识的同时，吕祖谦又提升了心范畴，并使之与天理并列，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心又被注入理的意义，而确认了其本体地位。理与心既不互待，也就不相离为二。这种理论处置，消解了理的外在性或超越性，被纯粹还原为切己的存在了。 吕祖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在很大方面是其所代表的婺学。实际上已构成“金华学派”这一以地望为纽带联结的学者名儒集团，且传承达400年之久。 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5](卷60《说斋学案》) 这段话，有两个方面的蕴义：其一，南宋学术吕、朱、陆三家，都不以地望为纽带相联结，惟独浙学一家，其分支金华、永康、永嘉都是以地望名派；其二，乾淳之际，不仅性命之学由此而盛，即是事功之学和经制之学亦由此而盛，而后两种学术派别在很大意义上是以矫制性命之学的缺憾和弊端而立意的。就学术思想发展的多样化角度而言，乾淳之际是一个兼容并包，思想宽容度较大的时代，东莱“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滞。”[5](卷51《东莱学案》) 他与弟祖俭在居金华武义之明招山丽泽书院讲学时，四方之士争趋之，与朱熹、张栻共同倡道于东南，形成鼎足之势。以“婺学”名世的金华学派，开创者除东莱兄弟外，还有从弟祖泰，东莱之子延年，侄乔年、康年，在丽泽书院亲聆东莱兄弟教诲的弟子，较著名的有叶
，葛洪、乔行简、时澜、巩丰等，均一时之人杰。明代郑柏的《金华贤达传》载有自南朝粱至明代的婺州学者名儒133人，吕祖谦之后有105人，或多或少地均与东莱有思想传承上的渊源。“婺学”之影响还波及浙东等地，黄震为东莱门人辅广的三传弟子，是有宋一代理学思想的总结者，王应麟是“得吕学之大宗”者，他曾师从东莱高弟楼钥，应麟“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5](卷85《深宁学案》)。袁桷“初从王应麟讲求典故制度之学，又从天台舒岳祥习词章，既又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故其学问核实精深”[9](卷8《袁文清公墓志铭》)。婺学影响又推扩至邻省江西、福建。江西庐陵人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为东莱同调，创清江学派，刘清之罢官严陵后，“亟至东莱吕公书院讲论经义，留数月乃去”。[5](卷59《清江学案》) 丽泽书院的生徒，福建人不少，他们学成以后，都在福建传播东莱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