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接触隋唐史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愿意把我这些年对中国大陆隋唐史研究的一些感受介绍给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介绍是很不全面的。港台和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情况，本文也没有论及。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张国刚《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黄正建《唐代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论著。 一 20世纪隋唐史研究走过的基本历程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唐朝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从传统史学过渡到接受西方史学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可以看作是早期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1957)、岑仲勉《隋唐史》(1957)、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第2册、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初唐史》(1961)、汪篯《中国史纲要》第2册隋唐部分(1966)，以及这个时期发表的众多论文，反映了广大学人把传统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走过的弯路。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就没有今天隋唐史研究的新局面。 由于50年代研究隋唐史的学者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也主要是围绕教学展开，所以这个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教科书形式出现。不论是论文还是教科书，主要都着重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基本方面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教学带动研究的时代。60年代，随着对教条主义和“以论带史”批判的展开，学术界呈现出一派生机，也出现了一批建立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论著。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学术研究上是一个空白。80年代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有了巨大的发展。 80年代初，随着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对国外和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现状了解的增多，结合对50年代至70年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首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90年代以后，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的研究仍然是重点之一，但是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多迅速展开，包括社会史、妇女史、礼仪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都取得了许多成就，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和论文。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上，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碑志石刻材料的整理、文献材料的补遗，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为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陈寅恪、吕思勉、岑仲勉等先生有关隋唐史的一系列著作，王仲荦先生在80年代最后修订完成的《隋唐五代史》，唐长孺等编的《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长孺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论著，是老一辈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继承。 随着研究人员的新老交替和人才的流动，隋唐史研究的重镇正在经历着一个重新整合的过程，隋唐史研究已经不再局限在原来几所高校和研究所了。一批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充满活力，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和国内外学者有着广泛联系，已经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生力军，正活跃在隋唐史研究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改变着隋唐史研究的面貌。 二 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地位问题，是一个关系隋唐历史的全局性问题 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有一些学者触及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充分展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隋唐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又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论著有，陈寅恪的《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金宝祥的《唐代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唐长孺的《门阀的形成及其衰落》(《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第1章第2节《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人民出版社，1959)、胡如雷的《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汪篯的《唐太宗·唐太宗所处的时代》(1962)、《关于农民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问题》(1965，收录于《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等。 这些论文和著作，都认为唐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的时期。有的就唐朝本身，有的从汉魏到唐，有的从唐到宋，有的从土地制度，有的从社会结构，有的从社会等级，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长时段全方位论述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隋唐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论述的重点不同，着重的时段也不尽相同，如汪篯的从豪强地主到普通地主说，唐长孺的士族门阀说，侯外庐的社会等级再编制说，胡如雷的巨大变革论。但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代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认识价值。我们现在研究隋唐在中国中古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如果离开了这些具有经典性的著作，会大大降低我们的起点，要走很多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