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6)03-0050-06 一、“说”的文体形态辨析 “说”这一文体有以下七种形态。 其一，对他人著述、观点进行解说的“说”。《易》“十翼”之一《说卦》之“说”是对卦的解说。《汉书·叙传上》：“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班）伯受焉。”这种解说经典的行为就是“说”，其形成的著作就是“说”的文本。检《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有“说”如下：《易》之《略说》，《书》之《欧阳说义》，《诗经》之《鲁说》、《韩说》，《礼》之《〈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之《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之《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弟子职〉说》，等等。以上之“说”，当为解说、解释之义。《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之“道家”，载录有《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等。以上之“说”，作为文体来说，都是对他人著述、观点的解说。 《汉书·艺文志》叙说《六艺略》时批评汉末烦琐经学：“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之“说”，都为解说之“说”，如构成文本，就是“说”体。 其二，“说”即“论”，论证某一问题。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说”： 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魏晋六朝文载《文选》，而无其体。独陆机《文赋》备论作文之义，有曰“说炜晔而谲诳”，是岂知言者哉！至昌黎韩子，悯斯文日弊，作《师说》，抗颜为学者师。迨柳子厚及宋室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繇是六朝陋习，一洗而无余矣。卢学士曰：“说须自出己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若夫解者，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焉。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说”： 按《字书》：说者，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晋以来，作者绝少，独《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选》不载，故其体阙焉。要之传于经文，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今各取名家数篇，以备一体。 所谓“师说”之“说”应该是“论”的意思，所谓“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因各即事即理而为之说，以晓当世，以开悟后学”就把“论”的意思说得更明白了。古代墨家逻辑名词有“说”，亦即论证。《墨子·小取》：“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荀子·正名》：“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管子·立政》：“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族不战。”《韩非子》一书中有《说疑》，《曹植集》中《说疫气》、《藉田说》之“说”，均是对某一事物的论证。 其三，“说”为小说。从上述“说”为“论”，进而又有著书立说之“说”。先秦就多有诸子之“说”，《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有许多以作者姓氏命名的作品，如《伊尹》、《鬻子》、《文子》、《庄子》之类。这些都是子书，当是自家的著书立说，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著篇籍”。曹丕《与王朗书》所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曹丕《与吴质书》称刘桢“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亦是此义。葛洪《抱朴子·尚博》推崇子书的撰作：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阙，而进德同归，虽离于举趾，而合于兴化。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但诸子之说，其义应该是“学说”，是“论”，却大多不标明“说”。当标明了“说”的诸子之说就成了小说，则是诸子之说之余论，或为附属，或为依附。 就“说”为小说之义来说，《荀子·正名》：“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指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言。《汉书·艺文志》述《小说家》：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文心雕龙·诸子》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鬻子》二十二卷；《诸子略》之“小说家”著录有《鬻子说》（原注：后世所加），据刘勰所云“余文遗事，录为《鬻子》”，此当是“小说家”类的《鬻子说》。《诸子略》之“小说家”类还著录有《伊尹说》 （原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黄帝说》（原注，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原注：武帝时）、《虞初周说》（原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等，当都是“余文遗事”。以上之“说”，除《封禅方说》外都标明作者，虽然大都是依托，但从书名看是这些作者自己的“说”，是自家的言论，而不是对别人言论的解说，且又是“说”的集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