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合法转型期，冠名为“消费年代”。 当消遣型、商业化的电子娱乐像沙尘暴覆盖国民的精神天地时，“文学”还能做点什么？ 诚然，这个带引号的“文学”不包括印刷垃圾，它是指民族暨世界史上，以经典名著为标识的、旨在丰润、充实乃至提升人类心灵的严肃“文学”。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这不仅是指该作品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传播的空间宽度和时间长度，远远超出相应作者的行为限度和生年限度，更重要的缘由在于，该作品在给定历史时空所呈现的文学想象，可能蕴藏着李长之所说的“感情的型”。这“感情的型”既是特指某一能长久迷人的艺术造型，更是泛指一切赋予普世性情思范式以不朽魅力的诗哲符号。何其芳则誉之为“文化共名”。所以当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说，有助于人类迈向文明的普世价值谱系，是在经典中保存得最好、亦最纯粹，这不但表明赫钦斯无愧于大教育家的美名，同时显示他对文学名著的人类意义颇具敏感。 何谓“文学名著的人类意义”？它是指，每一敬畏生命且又想活出意义的读者，只须他愿意，他是可以在文学名著中眺望或走近其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 纯个体生存，就其生理学过程而言，无所谓意义。意义，本是在日后被文化历史地渗入的。故有人说，人生犹如空杯子，看你装什么：要么空虚，要么充实。空虚是你体会不到意义，充实是你亲证了意义。而文学名著委实有此神奇功能，它可在诱发你的再造想象之同时，又将其蕴涵在字里行间的忧思与深情，像细雨般地湿润你的眼帘，直至你原先生涩的心灵的某一块悄悄地变软，柔得像海绵一样有弹性，极富吸吮力。 有时一部好书在握，好到你爱不释手，夜不能寐，直到东方欲晓，你才书卷掩面，昏昏入梦。此刻的你，虽然还是身份证上的那个你，但醒来后你重新打量人生、历史与世界的眼光可能全变了。 有首儿歌这般唱：有妈的孩子是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作为类比，也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内心有无精神家园，其生存质量大不一样。有精神家园者会活得坚实，有目标、有追求，此追求可落实到日常生存细节，这就宛如一棵树，根扎得深，树冠也不缺花果锦簇，沉甸甸的；反之则像柳絮过于轻盈，随风漂泊，最后可能坠入泥潭而难以自拔。 无怪有人感慨：一个人若能堂堂正正地走过其沧桑尘世数十年，不降志，不辱身，不苟且，做自己爱做的事，同时也裨益社会，这需要读多少好书啊，才可能撑起“独立、自由”的志士脊梁。 但有意思的，当这群志士还不是志士，只是一伙青涩小子，却又仰慕“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先哲时，他其实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可能连“什么叫诗”、“什么叫小说”都说不清，但这并不妨碍他依然能从文学名著读出一种莫名的乃至深入骨髓的感动——这份感动有的甚至能伴随他生命的全程。我将这种不凭借专业学养而直接从价值层面去领悟文学的阅读，称为“元阅读”。我猜测，大概正是这种“元阅读”效应，才为文学名著在人类精神领域所享有的高贵地位提供了最雄辩的理由，这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价值根基，这更是“文学”在面对消费年代的滚滚红尘时，务必坚守、不能放弃的最后一座“狼牙山”。 将消费年代的文学担当隐喻为“坚守狼牙山”，并非纯属修辞，倒是恰巧印证了文学担当的现实限度与道义责任。 所谓“现实限度”，是指文学担当对社会语境的文化校正，从宏观角度而言，当属弱势。这是不对称的对垒：一边大军压境，另一边一夫当关。然这至少表明，消费主义的电子娱乐浪潮虽猛，但还未猛到全国山河皆告沦陷，毕竟还有“狼牙山”权作屏障。我说的“狼牙山”，首先是指大学教育框架里的文学课程设置，大体无患。当文学对社会语境的精神感召力弱化，它就更应加固大学的堡垒，为人类高雅文化之延续留下火种。 这就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当年撰《狂人日记》时写的两段话：一是“救救孩子”；二是“不曾被吃与尚未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这两段话含意不浅。我揣摩鲁迅的潜台词大体有二。一是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其动机当想通过“立人”来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但一俟直面现状，他又清醒地痛感，并非所有国人皆能被“立”为新“人”，或许那群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才可能被“立”为新“人”，于是鲁迅只想“救救孩子”，至于孔乙己、闰土、祥林嫂、九斤老太、华老栓与阿Q之辈，则另当别论。这是第一层。还有第二层，鉴于“孩子”也大多来自宗族的大屋檐下，他的身上也不免有传统的胎记，这么一来，“不曾被吃与尚未吃过人的孩子”即使有，也恐怕不多了。这是否暗示当年鲁迅设定其“立人”目标时，也颇受制于“现实限度”呢？ 什么叫“现实限度”？说白了，就是理智地去做给定条件下所可能做的事。既不上九天揽月，也不下五洋捉鳖，而努力去摘一串跳一跳能够着的葡萄。 诚然，“现实限度”之不如意，不应成为躲避“道义责任”的托辞。正是在这点上，鲁迅又堪称榜样，因为在同一篇《狂人日记》里，鲁迅即使想过最后得救的“孩子”可能寥寥，但他依旧沉毅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