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71-07 “历史诗学”伴随着新历史主义的若干观念，成为目前文艺学研究界逐渐加以关注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不仅在英美(主要是美国新历史主义)文论语境下使用，在俄国文论语境下也具有将近百年的建设历史。由于新历史主义的学说在大陆学术界的渐次升温，作为它的附属之一的“历史诗学”概念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有人总结说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历史诗学”。① 但是，这三种形态的历史诗学却并非作为古典意义上的“诗学”而存在。我把它们归纳为两套理路，即俄罗斯学派的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正是因为“历史诗学”在俄国和英美文艺理论领域的彼此矛盾的使用方式，才更强烈地凸现出它所包含着的意识形态色彩。本文以廓清“历史诗学”在俄苏与英美文论语境下的意义差异为背景，反思在“历史主义”这个问题下文艺学研究的不同价值取向。 求证历史：维谢罗夫斯基的历史诗学 1893年5月俄罗斯《国民教育部杂志》上，文论家维谢罗夫斯基在《历史诗学导论(问题与答案)》里写道：“关于文学史：体现于形象——诗意体验及其表现形式之中的社会思想史。思想史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文学只是它的局部表现；要使文学分化出来，就必须对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意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具有明确的理解，否则我们就无从谈论历史。”② 1899年他又发表《历史诗学三章》，依据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以及考古学方面的积累和发现的大量史料，系统研究了文学诸种样式的起源问题。“历史诗学”这个思想，以及它以诗歌“本身”的研究替代诗歌的社会“功能”研究、以“实证”研究替换“主义”研究，与盛行于十九世纪上半期乃至中期的文论启蒙的思想旨趣，有比较大的区别。不仅在思想的取向上，而且在方法论上，两者的区别成为这个时期俄国文论不同的话语的标志。 维谢罗夫斯基奠定了“历史诗学”这个研究学派的基本理路，他的学说经过日尔蒙斯基、巴赫金的阐释，在赫拉普钦科的理论中得到了一个宏观式的理论把握。 从维氏的学术理念来说，他的基本思想是：当代诗歌(也包括一切叙事文体、抒情问题和表演性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一切形式方面的因素，都具有深刻的而悠远的历史原因。这个历史原因远不止步于古代经典；被称为古代经典的作品只是这个历史视野中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认为，在荷马之前的诗歌存在状态具有混合性的特征，即“有节奏的舞蹈动作同歌曲音乐和语言因素的结合”③。而这个混合性诗歌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占主导地位的表演方法：它是由合唱队来演唱的；这种合唱艺术的痕迹在比较晚期的、民间的和艺术的歌曲的文体和手法中保留了下来。”④ 换句话说，古希腊史诗、诗歌和戏剧的一切经典形式在它之前的民间集体创作活动中就业已广泛存在，是“在群众的无意识的合作中，在许多人的协助下形成的。”⑤ 目前所看到的艺术的多样性特征，在古代民间文学艺术中是紧密地混合在一体的。维氏认为，历史诗学的任务就是说明，诗歌自它成为个人创作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历史(文化史和各个民族的风俗文化史)。维氏用以下的规律说明诗歌形式因素的历史继承性：“在人民的记忆中铭刻着一些形象、情节和类型，它们在某个时候曾经是栩栩如生的……这些情节和类型被普遍化了，关于人物和事实的表象可能黯然失色，只剩下了一般的公式和轮廓。它们潜藏在我们意识的某个隐秘阴暗之处，就像许多经历和体验过的事似乎被遗忘了，却蓦然使我们震惊……在民间的和艺术自觉的文学生活中也是如此：一旦对于旧的形象，对于形象的余波产生了民间诗歌的需求，形成时代的要求，那么它就会突然出现。”⑥ 这个描述道出了诗歌发展的形式因素出现的基本规律。 在他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文学(无论内容和形式因素)从来都是随着时代和风俗文化的变更而发生着变化，而形式方面的任何变化，以及因此产生的新因素，都可以在古代民间混合型存在状态中寻找到雏型。“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一些的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说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新的态度。”⑦ 巴赫金的下述话显然与维氏的思想密切相关：“涵义现象可能以隐蔽的方式潜藏着，只是在随后时代里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能得以揭示。莎士比亚融入作品中的宝贵涵义，是若干世纪乃至上千年间的创造和积淀起来的。这些宝贵的涵义隐藏在语言之中，不仅是标准语，还有在莎士比亚之前没能进入文学的民间语言成分；也隐藏在言语交际的多种体裁和形式之中，在数千年形成的强大的民间文化形式里(主要在狂欢化形式里)，在戏剧表演的体裁里(神秘剧、讽刺喜剧)，在渊源于史前远古时代的故事情节里，最后还在思维的形式里。”⑧ 雅各布森在为托多洛夫所编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集》写的序言里，所说“研究内容从句法原则扩大到分析完整的叙述及其对话交流，最后达到俄国诗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即发现决定民间创作材料布局的规律(普罗普、斯卡夫迪莫夫)，或是文学作品材料布局的规律(巴赫金)。”⑨ 俄国诗学对民间创作材料布局规律的发现，在维氏和巴赫金、甚至形式主义学派看来，乃是对整个文学基础的求索，而不仅局限在形式因内。 虽然维氏的主要兴趣是形式的历史积淀，虽然对于他来说，这个发掘就是诗学研究的主题，但是，他的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在我看来，他的研究对象——诗学，是与另外两个层面的对象相联系的：在更高的目标上是思想史，再上则接续到一般历史的建构。可以这样表述维氏的立场：作为思想史的一个部分，文艺学研究假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己从何处来的问题，就遑论历史视野，它也就无法参与历史的建构。 巴赫金：发掘历史诗学中的民间立场 巴赫金在把握“历史诗学”这个范畴的时候，是把它与“时空体”这个范畴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他在阐释历史诗学的价值倾向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它的意识形态取向。 他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里写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时空体还决定着(在颇大的程度上)文学中人的形象。”“文学对现实的历史的时空体的把握，经历了复杂和断续的过程：人们学会着掌握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力所能及的时空体的某些特定方面，为艺术地反映现实的时空体仅仅创造出了某些特定的形式。这些开初颇为积极的体裁形式为传统肯定下来，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积极意义，却仍顽强地存在。”⑩ 这篇论文正是要以欧洲小说各种不同体裁的发展为素材，努力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秘密。他是试图通过研究欧洲小说这个体裁来探讨时空体问题，而“小说”体裁在他看来是浸透着历史发展中的艺术文化的。因此，研究小说体裁的时空体的过程，也就是发掘这一体裁内在的艺术文化积累的过程。这个理路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就是历史诗学的基本内容。维谢洛夫斯基也正是在这个理路上研究诗歌的艺术发展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