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1—0091—06 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所发生的变革的背景，也是影响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坐标。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现代性，就成为背景的背景、坐标的坐标，具有研究的出发点层次上的意义。 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本身的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从欧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和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有着差异。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性这一维度来切入中国的文学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它的特殊性。这样的现代性不妨称其为后发现代性。它有着时间上的后发属性，更关键的在于，它在性质方面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揭示，除了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具体文本，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建构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出发点。 一、现代性与后发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研究文学的重要参照坐标。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文学描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兴趣和审美追求，当社会和文化的总体已经进入现代性的框架，或者被现代性挪入到它的基本进程之后，那么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进而研究文学的眼光也需要有相应位移才能跟进变化的节奏。 现代性作为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概念，书写了文学的基本背景。钱中文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① 可以说，科学和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它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是作家据以观察和描述的基本坐标。 但是，这样一个坐标并不是明确的，至少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有多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的著作中，他提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② 或许还可以说，前面一种现代性基本上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可以由数字化来代表的现代性；后面一种则是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上的、充满了叛逆性和标新立异特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矛盾。就是一方面它是被设计的，在这一设计中当然就会有一种总体的构想，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提出的关于“现代的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按学科自身逻辑和规律建立起的客观的科学、普遍通行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足自律的艺术。”③ 在这种构想中，各个环节都有一种明确目标或指标。另一方面对它的看待则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范式。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是作为一个时间坐标提出来的，它是代表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可是现代性的狂潮席卷了全球，使本来意义上的时间性就也有了空间的属性。具体来说，就包括现代性的原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 这种差异和背景因素有关。后发地区的现代性进程有着追赶先发地区的目标，也就是说，它以先发现代性的地区作为先生，同时也是作为对手乃至敌人。后发现代性的“后”其实也就有作为前缀的“post-”的意思，它是时间上的后发者，同时也是性质上的继承者和反对者。在这样的态势下，后发的现代性就不只是时间上的后于前者，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异于前者。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对于现代性的积极认同和追赶，它并不是要达成欧美已经达成的现代化的状貌，而是通过这样的追赶之后，可以与欧美抗衡，并有效地保留传统的体制。日本在这一进程中，则是把现代性和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与欧洲在现代性运动中的个人自由发挥，乃至具有个人主义思潮的状况完全不同。同样道理，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领民众进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当时积极推进伊朗的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实行了一种在西方看来是非常保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可是就是这样对于巴列维现代化进程加以否定的转变，也可能与现代性有着关联。有学者指出：“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如亨廷顿所说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④ 如果这样的认识不无道理的话，对于后发现代性，就应该在现代性总体状况的审视之外，还要有一种专门的思考，即后发的现代性本身可能具有的一些对于原发现代性的反对因素，也可以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态来把握，即现代性内部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周宪曾经表达一个意思：“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⑤ 他主要是说现代性和现代性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引申一下，那么现代性自身是否也可以就有这样的不和谐因素呢？从后发现代性的表现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那么，这里在明确现代性作为一个庞大叙事的语境产生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单独强调后发现代性呢？从总体看，就在于它是现代性的后发者、继承者和反对者这样的多重属性的杂糅；从细节看，则我们切入到具体的如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就需要有和欧美文学的不同的审视。余虹提出：“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⑥ 如果套用对西方文学的分析方法，可能就和实际状况疏离了。
